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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前言:

  從北魏道武帝拓跋珪(西元371-409年)建立北魏政權以降,北方的柔然諸部一直是北魏政權的心腹大患。為了防範柔然勢力的入侵,北魏政權發展出了一套獨立於州、郡、縣三級行政體制的軍事地方單位。鎮與州地位相等,故史臣與詔書常州鎮並舉(註一)在北魏初期軍鎮的設置對於首都平城的防衛起了一定程度的功用;但在北魏孝文帝遷都洛陽後,北方軍鎮的影響力隨著漢化政策的推行而逐漸降低,漸不受到北魏政府重視,最後竟釀成導致北魏從此衰落的六鎮之亂。本文希望以概括性的角度探討軍鎮的源起、發展及為何造成北魏急速衰敗的一些關鍵性因素。

註一:嚴耕望,《中國地方行政制度史(乙部):魏晉南北朝地方行政制度》,頁774

二、軍鎮制度實行的前因:

  北魏道武帝天興五年(西元402年),在北魏政權以北活動的社崘將柔然諸部統合成一個具有編成軍隊的政權,並自稱為丘豆伐可汗。自此後柔然就一直是北魏政權在統一北方過程中的最大阻力。道武帝時期對後秦大舉用兵時,柔然即趁虛而入,對北魏邊疆展開侵略,道武帝迫不得已只好放棄戰果而班師回朝(註二)道武帝雖屢次征討柔然,仍無法有效阻止柔然的進犯,只能被動的採取築長城等的防衛性措施(註三)

  明元帝永興元年(西元409年),柔然趁道武帝去世和北魏內亂之時再度大舉入侵,隔年正月長孫嵩率軍北伐,反被柔然部隊追擊並圍於牛川(註四),直至明元帝親率大軍接應方才解圍。太武帝即位初期,柔然又趁明元帝新死國喪之際,率軍進入雲中,攻陷盛樂宮。在北魏初期,北魏對於柔然的侵略主要是採取被動防禦。崔浩曾對太武帝云:

  且蠕蠕往數入國,民吏震驚。今夏不乘虛掩進,破滅其國,至秋復來,不得安臥。自太宗之世,迄於今日,無歲不警,豈不汲汲乎哉!

  由此句話可見,柔然對北魏政權建立初期所帶來的巨大威脅。然而在太武帝擊退柔然來犯之後,北魏對柔然的戰事就轉而採取了主動進擊的模式(註五)始光二年(西元425年)、神麚二年(西元429年)、後太平真君四年(西元443年)、十年(西元449年)四次北伐柔然。神麚二年的北伐由於柔然缺乏警戒而大勝,並迫使柔然派遣使節向北魏朝貢及商談和親(註六)此後十年北魏就在此一穩定的背景下展開了統一北方的征伐,征赫連夏、北燕、西秦、北涼等國,進而壯大了自身實力。後太平真君十年的北伐對柔然的打擊最大,不僅「盡收其人戶畜產百餘萬」,柔然更「遂單弱,遠竄,邊疆息緊矣(註七)北魏在舒緩了北方的軍事壓力之後,才能夠於次年南下對劉宋進行攻擊。

  不過,北魏對於柔然的一連串征伐並非全然得利。北伐的主要作戰地域在戈壁沙漠,在後勤補給──尤其是飲水和糧草方面困難重重。即使戰事獲得勝利,所付出的代價也十分慘烈,例如明元帝神瑞元年(西元414年):

  大檀率眾南徙犯塞,太宗親討之,大檀懼而遁走。遣山陽侯奚斤等追之,遇寒雪,士眾凍死墮指者十二三(註八)

  又如太延四年(西元438年):

  四年,車駕幸五原,遂征之。……西登白阜,刻石記行,不見蠕蠕而還。時漠北大旱,無水草,軍馬多死(註九)

  再者,漠北地區地域廣闊、人口稀疏,柔然有足夠的空間能夠和北魏的北伐主力進行戰線拉長的遊擊戰。源賀的上表充分說明柔然部隊在機動性上的難纏:

  蠕蠕不羈,自古而爾。遊魂鳥集,水草為家,中國患者,皆斯類耳。歷代驅逐,莫之能制。雖北拓榆中,遠臨瀚海,而智臣勇將,力算俱竭。胡人頗遁,中國以疲(註十)

  對於北魏的連串征伐,柔然也非一昧防禦,時而採取經常性的襲擊北魏軍隊的糧道,並轉向北魏勢力鞭長莫及的西域力圖發展。柔然自建國後就十分重視對西域的經營,沿著匈奴控制的草原絲路向西發展,逼迫原居於漠北的高車部落向西遷徙(註十一)有了壟斷商道中繼貿易的雄厚資本,柔然就能和北魏長期周旋,並進一步避免北魏連絡西域諸國夾擊。

  因此,在諸多考量之下,北魏最後還是選擇對塞北採取守勢,對中原和南方採取攻勢,並沒有一口氣的持續對柔然猛攻。北魏政權自道武帝時期開始,先後三次大規模修築北方長城,長城的修築代表北魏已將戰略目標的重心從塞北轉往南方。但光靠長城單獨支撐塞北的防禦體系是不足的,於是便有軍鎮制度的產生,和長城防衛工程相輔相成,透過設立軍鎮,而使長城內的各項防禦設施有了具體明確的管轄職能和範圍。

註二: 張敏,<論北魏長城──軍鎮防禦體系的建立>,頁13
註三: 林恩辰,<勳臣八姓與北魏政局研究>,頁76
註四:《魏書》卷三<太宗紀>:「夏五月,長孫嵩等自大漠還,蠕蠕追圍之于牛川。」
註五:《魏書》卷一百三<蠕蠕>:「二年,世祖大舉征之,東西五道並進……絕漠討之,大檀部落驚駭北走。」
註六:張敏,<論北魏長城──軍鎮防禦體系的建立>,頁14
註七:《魏書》卷一百三<蠕蠕>
註八:同上出處
註九:同上出處
註十:《魏書》卷四十一<源賀>
註十一:張敏,<論北魏長城──軍鎮防禦體系的建立>,頁1

三、軍鎮制度的誕生和六鎮組成:

  關於軍鎮制度的誕生,即六鎮設置的時間,一說自道武帝皇始年至太武帝延和年間(註十二)一說是太武帝延和年間設置。較沒有爭議的是六鎮之名始見於文成帝太安五年(西元459年(註十三)在明元帝下令修築長城後十年,北魏先後自西而東設立沃野、懷朔、武川、撫冥、柔玄、懷荒鎮,孝文帝末年再增設禦夷鎮。

  軍鎮的設置有以下幾種原因:(一)為了加強對新佔領區的軍事控管。例如資治通鑑提到:「統萬,即赫連故都,魏以為鎮,置鎮將。」(註十四)二)安置並集中管理歸附投降的少數民族。例如太武帝將降附的高車數十萬戶安置於漠南,或是「魏世祖破蠕蠕,列置降人於漠南(註十五)等。(三)為應付屢次南侵的柔然軍隊,而設置軍鎮加強邊防,上以表述過故不再多提。

  軍鎮的設置沿長城線林立,形成了一道保衛首都平城的屏障。除了防範柔然南下入侵以外,軍鎮的設置也同時強化了平城地區附近的農業生產規模。北魏立國之初,為了解決湧入首都平城的大量移民的糧食問題,遂在塞外大興屯田:

  太祖定中原,接喪亂之弊,兵革並起,民廢農業。方事雖殷,然經略之先,以食為本,使東平公儀墾辟河北,自五原至於棝陽塞外為屯田(註十六)

  不過,軍鎮的設置或多或少也反映出北魏初期「部落兵制」的特質。北魏初年,軍鎮體制是北魏地方政權的主要結構形式。在中原的各個重要的戰略地區也都設置軍鎮,派遣將官鎮守,並駐有重兵。無論是軍事組織亦或兵將來源,軍鎮單位一定程度的保留了拓拔鮮卑的舊習,以及半遊牧半農耕的生活方式(註十七)

  六鎮鎮民的主要來源有鮮卑貴族、漢人宗族、發配邊疆的罪犯、高車和柔然等其他部落降民。漢人宗族遷入軍鎮者,多半是被北魏政權強制迫令遷徙,並非出於自願;而鮮卑貴族遷入軍鎮者,則多出於自願。軍鎮鎮民不同於國內其他編戶齊民,而是另立軍籍管理之。孝明帝正光五年(西元524年)曾下詔曰:「諸州鎮軍貫,元非卯配者,悉免為民,鎮改為州,依舊立稱。」(註十八)可見鎮民原是列入軍籍。後來改鎮為州,才免為民,編入民籍。

  就六鎮豪強而言,由於其原來統轄的人被編入軍籍,因此同樣具有鎮民的身份。但六鎮豪強與普通鎮民卻有很大不同,其中有一部分能夠擔任軍鎮官職,具有官僚身份,又大多擁有部落組織和武裝,並具備較強的經濟實力。六鎮豪強的來源主要有三:

  (一) 祖父輩曾任官北方軍鎮而定居六鎮。其祖父輩擔任的不是軍鎮鎮將,就是司馬、戍主、軍主等軍鎮內的中高級官職。史籍往往用「良家子」來記載其父祖定居六鎮時的出身。「良家子」的出身,使其家族成員在身份地位上高於普通鎮民。

  (二)祖父輩被北魏政權表彰「盛簡親賢」,即通過選拔戍守六鎮的途徑而定居六鎮。主要是選拔北魏政權中鮮卑統治集團中的「高門子弟」出守六鎮。

  (三)祖父輩被北魏征服而徙居六鎮。北魏設置六鎮的主要職能之一,就是要用軍鎮管理被征服的數十萬戶高車人。由於高車人遊牧的生活方式,加之六鎮遼闊的地理環境,如果就地解散其部落,單依靠人口處於絕對少數的軍鎮官吏,根本無法管理。因此,北魏不得不保持其部落組織,通過部落酋長對各部的部落成員進行沿襲控管。傳統鮮卑舊制在此發揮了控制高車人的功用。

  北魏建國初期,由於柔然、吐谷渾等北方部族的邊防威脅,塞北距離首都平城極近,北方軍鎮遂有防衛京師的重要性,北魏朝廷對軍鎮鎮民入仕從軍的待遇十分優渥,並給予免除賦役的優惠。此時六鎮鮮卑人的地位相對崇高,鮮卑貴族們也樂於擔任軍鎮官職。

註十二:梁偉基,<北魏軍鎮制度探析>,頁54
註十三:張敏,《論北魏長城──軍鎮防禦體系的建立》,頁17
註十四:張敏,<論北魏長城──軍鎮防禦體系的建立>,頁1
註十五:梁偉基,<北魏軍鎮制度探析>,頁55
註十六:《魏書》卷一百一十<食貨>
註十七:姚波,<六鎮問題與北魏的滅亡>,頁149
註十八:《魏書》卷九<肅宗紀>

四、裂痕日生:

  六鎮地區與草原部族的游移範圍相互銜接,一直戰爭不斷,尚武成為普遍風氣,其基本表現是勇敢、善於騎射和偵查(註十九)這股風氣一直持續到東魏、北齊時期。與其背道而馳的是遷入中原的鮮卑人,在相繼定居農耕以後,使原有的遊牧民族文化發生變化,漢文化逐漸滲入其中。使得軍鎮內的鮮卑貴族和中原的鮮卑貴族產生了社會、文化地位上的差距。尤其在北魏朝廷鐵腕實施漢化政策以後,初期引以為傲的中央軍戰力變得不若以往,使得邊塞的軍鎮鎮民對於北魏政權的能力逐漸失去信心和向心力:

  及阿那瑰背恩,縱掠竊奔,命師追之,十五萬眾度沙漠,不日而還。邊人見此援師,便自意輕中國(註二十)

  孝文帝在中原進行的漢化政策對邊塞軍鎮沒有太大影響,六鎮等代北地區仍逐漸鮮卑化。例如北齊高祖高歡(賀六渾),本為漢人後代,其祖父高謐是被貶到懷朔鎮的官員。由於世代作為北鎮軍人生活在懷朔鎮,高歡完全成了一個鮮卑化的漢人。所有六鎮鎮人集團,包括漢人、高車人在內,日染其俗也逐漸鮮卑化。而內遷洛陽漢化的鮮卑貴族集團則逐漸與中原門閥士族融和,成為封建體制下的士大夫。中央以門閥制度作為選官用人的標準,使得鎮兵喪失了進入仕途升遷的機會,無法再進入權力核心之中。

  對六鎮豪強而言,通過任官和選拔途徑定居六鎮,其政治地位和經濟權益完全反映於北魏對待六鎮的政策。孝文帝遷都洛陽後戰略重心南移,六鎮在北魏戰略體系中的地位隨之急速下降。反映在鎮將的選任上則是「自定鼎伊洛,邊任益輕,唯底滯凡才,出為鎮將。」鎮將的選任不再像北魏初期一樣用心經營,致使北魏朝廷在對邊疆軍鎮的控制力上就與之降低。孝文帝遷都洛陽後,朝廷委派的鎮將在六鎮缺少可以用來鎮壓暴動的武裝力量。如孝明帝時擔任懷荒鎮鎮將的鮮卑人于景,就因饑荒時不願開倉賑恤鎮民,而被反叛的鎮民殺死:

  鎮民固請糧廩,而景不給。鎮民不勝其忿,遂反叛。執縛景及其妻,拘守別室,皆去其衣服,令景著皮裘,妻著故絳襖。其被毀辱如此。月餘,乃殺之(註二十一)

  鎮將和軍鎮豪強們因為政治地位下降,對北魏朝廷日益不滿,開始廣佔軍鎮良田,奴役士卒府戶耕作,並扣留其軍餉,加緊剝削鎮民。於是,鎮將與鎮兵、鎮民間的矛盾逐步加深。兵強力壯的將士到處在邊境擄掠;被北魏分發到邊鎮的罪犯死囚,和鎮民中老弱病殘的人則淪為府戶,經常受到鎮將的奴役和羞辱(註二十二)

  北魏初期塞北的心腹大患柔然,在後太平真君十年(西元449年)遭受到沉重的打擊以後,逐漸將經營重心放在西域上,加上宣武帝時期柔然內部發生分裂,對北魏的邊防已不構成重大威脅,六鎮在塞北邊防的重要性自然降低。

  以上各種不同因素的矛盾自孝文帝從平城南遷洛陽,以及實行漢化政策以後逐步擴大,最後在六鎮之亂的導火線引燃後問題一口氣爆發,造成北魏不可收拾的局面。隨著中央軍隊實力積弱不振,軍鎮軍相較之下更有戰鬥力,而形成尾大不掉之勢。隨後變成在六鎮之亂後,北魏朝廷必須倚賴更有實力的爾朱氏家族來平定亂局的惡性循環。平定六鎮之亂造就了一批新的胡族將領的崛起,如爾朱氏、侯莫陳悅、高歡、宇文泰等人,這些人在平亂過程中逐漸嶄露頭角,並成為北魏末期左右政局甚至將其顛覆之的軍事強權。

  東道都督崔暹在討伐六鎮之亂戰敗後,廣陽王元深上書朝廷,精準的解釋了六鎮之亂發生的原因:

  邊豎構逆,以成紛梗,其所由來,非一朝也。昔皇始以移防為重,盛簡親賢,擁麾作鎮,配以高門子弟,以死防遏,不但不廢仕宦,至乃偏得復除。當時人物,忻慕為之。及太和在歷,僕射李沖當官任事,涼州土人,悉免塚役,豐沛舊門,仍防邊戍。自非得罪當世,莫肯與之為伍。征鎮驅使,但為虞候白直,一生推遷,不過軍主。然其往世房分留居京者得上品通官,在鎮者便為清途所隔。或投彼有北,以禦魑魅,多復逃胡鄉。乃峻邊兵之格,鎮人浮遊在外,皆聽流兵捉之。於是少年不得從師,長者不得遊宦,獨為匪人,言者流涕。(註二十三)

註十九:蘇小華,<遷都洛陽後北魏六鎮的地域社會特徵>,頁68-69
註二十:《魏書》卷十八<太武五王‧廣陽王深>
註二十一:《魏書》卷三十一<于栗磾>
註二十二:姚波,<六鎮問題與北魏的滅亡>,頁149
註二十三:《魏書》卷十八<太武五王‧廣陽王深>

五、六鎮之亂始末:

  自六世紀初以來,北魏政權歷經了頻繁的天災人禍,詳見下列表格:

時間(西元) 災荒類型 受災區
499年5月 饑荒 北方邊鎮
499年10月 大旱、饑荒 青、冀等七州
501年 饑荒 青、齊、徐、兗州
507年8月 大旱、饑荒 敦煌、司州
509年 饑荒 武川鎮
510年 疾疫 平陽郡的禽昌、襄陵縣
510年5月 旱災 冀、定州
511年2月 饑荒 青、齊、徐、兗州
512年 水災 河南等十一州郡
512年6月 饑荒 洛陽及附近州郡
513年 饑荒 六鎮
513年4月 饑荒 河南地境
513年5月 水災 壽春郡
513年6月 水災、饑荒 青州等十五州郡
514年 饑荒 青州

表格來源:錢龍,<北魏安置六鎮「饑民」失誤淺論>,頁19

  在這十五年的期間,發生了多達十五次的天災人禍,其中以饑荒為多數災害。軍鎮的糧食來源主要是靠著當地鎮民廣開屯墾,然而六鎮的地理分佈位置緯度偏高,降雨較少,糧食生產力無法承受接踵而至的天災。孝明帝時期河北地區湧入了大量來自北鎮的難民,「時北鎮饑民二十餘萬,詔(楊)昱為使,分散于冀、定、瀛三州就食(註二十四)這股饑荒風潮不僅在塞北軍鎮之間蔓延,更延燒到了更北方的柔然。

  孝明帝正光四年(西元523年),柔然發生大饑荒,向北魏求助,不過北魏內當時作為難民收容基地的河北,在政局腐敗、國庫日益空虛的情況下也超出了賑糧的供給負荷,在自身難保的情況下,北魏政權拒絕了柔然的要求。柔然可汗阿那瓌遂趁北魏六鎮邊防空虛之際,舉兵南侵擄掠,六鎮地區損失慘重,遍地饑民。被朝廷罷黜到懷荒鎮的鎮將于景組織軍民抵抗,鎮民要求先開放糧倉解決鎮上的饑荒問題,被于景拒絕。結果憤怒的饑民殺掉于景,打開糧倉,起兵反抗北魏政權。懷荒鎮軍民的反抗引發了其他軍鎮的呼應,沃野鎮的邊民和府戶在匈奴人破六韓拔陵的帶領下,殺掉沃野鎮將,起兵造反。

  六鎮的起事組成有邊民、府戶、政治地位降低的鮮卑貴族、配邊罪犯等,這些人早就被北魏視為足以撼動政權安定的危險份子,因此北魏在面對六鎮的反抗便立即採取了鎮壓舉動,指派臨淮王元彧率軍平亂;但元彧在五原戰敗,加上隨後尚書令李崇、東道都督崔暹的接連戰敗,顯示了北魏朝廷對軍鎮之亂絲毫無能為力。

  眼看鎮壓無方,孝明帝趕緊在正光五年(西元524年)下詔改鎮為州,試圖撫慰軍鎮鎮民的憤怒心情。另一方面,北魏連絡柔然可汗阿那瓌、秀容爾朱氏等部落軍隊,以重賞利誘共同夾擊六鎮叛軍。在雙管齊下的手段施行後,終於在正光六年(西元525年)擊殺破六韓拔陵,投降的鎮軍分別安置在河北的冀、定、瀛三州。但此時的北魏朝廷已無力控制收編在河北的龐大鎮軍,河北諸州在歷經過六世紀初的天災後,糧食供應根本無法負荷瞬間大量湧入的投降鎮軍(註二十五)不久後這三州便又爆發了以柔玄鎮人杜洛周為首的六鎮降戶,和鮮卑化的漢族士族聯合起事的大規模叛亂。爾朱榮在平定關隴、河北、山東亂事的過程中逐漸壯大其勢力,吸收反叛的六鎮兵民,在武泰初年爾朱榮已得車騎將軍‧儀同三司‧六州討虜大都督之地位,其實力連北魏朝廷亦無法撼動,終於導致在建義元年(西元528年)時爾朱榮挾其勢誅殺北魏諸王及百官的「河陰之變」,在洛陽成為一片廢墟的情況下,北魏政權的影響力也幾近宣告瓦解,而在之後分裂成由具有軍事實力的高歡、宇文泰把持的東、西魏政權(註二十六)

註二十四:《魏書》卷五十八<楊播>
註二十五:錢龍,<北魏安置六鎮「饑民」失誤淺論>,頁18-19
註二十六:林恩辰,<勳臣八姓與北魏政局研究>,頁186-187

 六、六鎮之亂的影響:

  六鎮之亂是北魏衰亡的關鍵,自六鎮之亂始,北魏再也無力平定六鎮軍民的接連叛變。以破六韓拔陵為首,除了六鎮鎮民以外,原北魏的地方官員也趁亂叛變,如幽州北平府主事邢杲聚眾起事,徐州刺史元法僧據州稱帝等。

  此外,在北魏初期,六鎮軍隊是北魏倚賴的戰鬥集團。但在六鎮之亂時,北魏不得不請昔日北方敵人柔然和其餘地方部落軍隊來平定亂事。此舉透露出北魏中央軍的無能,加上部分手握重兵的將領的反叛,終使北魏軍事體制的全面崩潰,不得不依靠州郡豪族所組織的私人武力來平亂,政權出現嚴重危機(註二十七)

  繼爾朱榮而起的高歡、宇文泰、侯景等人都出身於六鎮。高歡、宇文泰更是憑藉六鎮武力建立了政權。六鎮權貴集團作為新的軍政力量左右大局,對歷史走向產生了深遠的影響。政權從此長期落入六鎮軍人及其後裔之手。

  在文化方面,六鎮之亂後,六鎮鮮卑得勢,因為與原來已漢化的北魏鮮卑統治者在漢化政策上有著極大的分歧差異,對漢文化帶有強烈的民族偏見,執政後壓迫漢化鮮卑和漢人是必然的。六鎮鮮卑政權出現的鮮卑化趨勢,是對孝文帝以來漢化政策的反動。

  鎮壓六鎮之亂使北魏財政枯竭,不得不採取預徵租調和給入粟者賜官爵等非常措施增加收入(註二十八)與南朝的攻防之勢也因國力削弱而發生逆轉。如北魏正光四年(西元523年),梁將裴邃擊敗河間王元琛,斬殺萬餘人。不過南朝的好日子並沒有太長,在侯景之亂以後未能再恢復實力,而給了北朝休生養息的機會,最後在隋滅陳之下再度統一全中國。

註二十七:段銳超、段元秀,<北魏六鎮起義對政治格局和歷史進程的影響>,頁43
註二十八:段銳超、段元秀,<北魏六鎮起義對政治格局和歷史進程的影響>,頁44

 七、結語:

  早在五胡十六國時期,北方胡漢各族互相混戰,紛紛建立割據政權,建立軍鎮這種地方軍事單位原是有其需要背景的。北魏的軍鎮制度承襲了十六國時期的軍鎮,並將軍鎮制度及組織加以擴充與完備化。北魏軍鎮的組織成員有都大將、副將、監軍、長史、司馬、錄事參軍、功曹史、省事、戶曹戶、獄隊尉、門士、外兵使、函使、統軍、別將等(註二十九)可見軍鎮制度至北魏時期已達完備。

  在北魏初期,為了抵禦北方大敵柔然,北魏選擇防禦性措施,將修築長城和設置軍鎮這兩項目緊密結合,在首都平城以北建構了一道沿長城線的龐大防禦體系,保有遊牧民族強悍的特性與機動性,讓北方軍鎮成為北魏初期頗具戰鬥能力的軍事集團,也能有效防禦和監控柔然在邊境的活動或入侵。

  然而,在北魏政權朝向國家轉型,從遊牧民族過渡到農耕民族,從「備而不典」的鮮卑文化到熱衷學習中原漢文化,在轉型的過程中,原先受到北魏政權重視的塞北邊防在柔然實力大減後逐漸被忽視,軍鎮制度和中央的官僚制度開始分歧,重視程度正逐漸往漢化的官僚體制傾斜。軍鎮變成失去政治地位的鮮卑貴族、罪犯、當地漢族豪強、被征服的少數民族的群雜混集之處。當北魏還能對軍鎮有控制力時還可以相安無事;但當北魏中央的影響力衰退時,獨立於官僚體制之外的軍鎮制度就形成了尾大不掉之勢,擁有戰鬥力的軍事團體自然容易受到當權者的警戒,在彼此存有各種因素的心結情況下,兩者關係勢必惡化。當最後一個導火線──柔然的邊境掠奪引燃時,逐漸鮮卑化的北方軍鎮長期和北魏國家發展的漢化體制格格不入的矛盾自然而然就被引爆了。一個軍事體系的崩潰,軍事集團的暴動,當政權中央無法獨自處理時,就需要引進具有更強實力的其他勢力來協助搖搖欲墜的政權;只是綜觀歷史上的諸多例子,此舉無非是在引狼入室,但卻莫可奈何。

  儘管孝明帝時期宣佈改鎮為州,但北魏末年,以至東西魏、北齊、北周時期,仍還有關於軍鎮的記載。不過軍鎮內純粹軍事單位的地位正在逐漸被其他的軍政單位所取代(戍、防)。在北齊時,鎮的數目就已比戍的數目要少;而北周時則是將原來的州鎮並稱,取代為州防並稱。如侯莫陳瓊「轉荊州總管,十四州八防諸軍事(註三十)所以從北魏末年到北齊、北周時期,軍鎮事實上仍然存在,只不過其地位已逐漸被戍、防所取代。直至唐玄宗時,軍鎮才又以另一個名詞「藩鎮」影響著唐末時局的發展到五代。在宋代,鎮才由地方軍政單位轉變為地方經濟單位,即「草市鎮」,至此鎮的軍事性質已完全喪失。

註二十九:嚴耕望,《中國地方行政制度史(乙部):魏晉南北朝地方行政制度》,頁784-794
註三十:梁偉基,<北魏軍鎮制度探析>,頁58-59

八、參考資料:

(北齊)魏收,《魏書》,世界出版社,民77年

嚴耕望,《中國地方行政制度史(乙部):魏晉南北朝地方行政制度》,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民79年

林恩辰,<勳臣八姓與北魏政局研究>,國立中正大學歷史研究所碩士論文,民99年8月

張敏,<論北魏長城─軍鎮防禦體系的建立>,《中國邊疆史地研究》13卷2期,2003年6月

姚波,<六鎮問題與北魏的滅亡>,《重慶科技學院院報(社會科學版)》11期,2010年1月

薛海波,<北魏末年鎮民暴動新探——以六鎮豪強酋帥為中心>,《文史哲》2期,2011年5月

梁偉基,<北魏軍鎮制度探析>,《中央民族大學學報(社會科學版)》2期,1998

蘇小華,<遷都洛陽後北魏六鎮的地域社會特徵>,《古代文明》2卷2期,2008年4月

赫飛,<試論賜複胡姓與六鎮起義的關係及其意義>,《承德民族師專學報》29卷4期,2009年11月

段銳超、段元秀,<北魏六鎮起義對政治格局和歷史進程的影響>,《山西大同大學學報(社會科學版)》23卷6期,2009年12月

錢龍,<北魏安置六鎮「饑民」失誤淺論>,《滄桑》,2007年1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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壹、前言:

  隋唐時期的交通發展為中國歷史上的一次重要轉戾點,變化最為劇烈,影響國內外亦巨大。原先構想將隋唐時期的陸路、河運、海道的運輸體系和其交互作用,包括驛站制度、轉運機制做一個概括性的描述,後礙於篇幅有限故僅針對河運部分作介紹。

  隋代以大興城和洛陽城為軸心,在原有的天然水道基礎上,又新開鑿一條前所未有的南北大運河。中國自此有了橫貫南北,溝通五大水系,連接今河北、山東、河南、安徽、江蘇、浙江各省的南北交通大動脈。南北大運河的開鑿不僅對中國水運交通史上具有突破性的貢獻,亦帶動了後來中唐以後至兩宋海上絲路的興盛。

  唐代的水運承襲隋代的基礎建設,貨運以河運為主。其中南北大運河將江淮地區和兩京地區、西北邊鎮連繫一起,運河成為唐代賴以存亡的經濟命脈。故終唐一代勤於疏浚河道、開鑿新河、護衛運河、健全漕運制度,將河運網擴展至浙東平原和嶺南地區,連接海運港口,進而將海上絲路和陸上絲路做銜接,把運河事業擴展至鼎盛階段,河運的交通地位躍居為全國之首。



圖一、隋代疆域圖(註一)



圖二:唐代疆域圖(西元669年) (註二)

貳、隋唐時期的國內河運交通:

一、隋代河運

  中國的自然水道,由於整體地形西高東低,河流多為東西向,不利於南北向的溝通。隋代由北向南排列的自然河道,大致有濡水、桑干水、滹陀水、濟水、漳水、汾水、洛水、涇水、渭水、黃河、淮河、斜水、褒水、故道水、漢水、長江、浙江、贛水、湘水等。在隋朝伐陳統一天下後,便建立起大興和洛陽為主的航運路線,除了運漕糧外亦可運兵打仗(註三)

  黃河及其中下游主要支流渭水、汾水,是關中地區連接關東(註四)和河東(註五)的水上要道。隋政權也利用黃河和渭水、汾水來運送漕糧。斜水、褒水是關中通往漢中,連接秦、蜀地區的水上要道。漢水是關中溝通襄陽、沔陽、江夏諸郡的水上要道,亦是江淮地區連接關中的另一條水道。長江主道西連巴蜀,東接江夏、九江、江都、吳郡。淮水是黃淮平原的水上要道,西接桐柏山區、東連黃海,其支流可和黃河相接。浙江是溝通東南地區的水道。贛水、湘水是嶺南地區通往淮南、江表諸郡的兩條主要水道。

  不過在隋朝的河運中,真正重要且有劃時代意義的是人工運河。人工運河打破了南北向河道運輸的侷限,對中國國內外的運輸、經濟、文化影響巨大。開皇四年(西元584年),隋文帝以渭水多沙、漕運不便為由,自大興城東至潼關三百餘里引渭水鑿渠,名廣通渠,大致沿漢代舊渠道開鑿。開皇七年(西元587年),文帝為了南伐陳朝,而將春秋時期的邗溝故道加深鑿廣,名山陽瀆。開皇十五年(西元595年)為通漕運而鑿底柱(註六)底柱為洛陽入陝必經之處。

  大業元年(西元605年)隋煬帝徵招河南、淮北郡民開通濟渠,自西苑引谷、洛水達於河,自板渚(註七)引河歷滎澤(註八)東流入汴(註九)又自大梁(註十)之東引汴水入泗,達於淮。通濟渠利用自漢魏以來自然航運條件較好的汴、泗水會流故道,加以人工疏濬開通。隋煬帝在開通通濟渠後,將此經驗再用於開山陽瀆、永濟渠和江南河上。同年隋煬帝也同時徵招淮南十萬餘人開邗溝(山陽瀆)。文帝時期僅在邗溝已有基礎上,於博支(註十一)湖與灣頭之間另闢邗溝東線新道,由於東線曲折不便,故煬帝再鑿西線直徑,改從山陽(註十二)通淮河,南由揚州接長江。煬帝開通的人工運河中,以通濟渠和山陽瀆航運吞吐量最大,社會和經濟效益最高,是江淮地區和大興、洛陽溝通的重要路線。

  大業四年(西元608年)隋煬帝徵招河北諸郡民開永濟渠,引沁水南達於河,北通涿郡(註十三)沁水自山西始,流經太行山谷,到河南入黃河,水源豐沛且勢盛,入河處離通濟渠的板渚極近,舟船容易渡河到通濟渠。永濟渠是聯絡薊城和大興、洛陽的水上要道;之後隋煬帝出兵高句麗時,永濟渠也是運輸漕糧和士兵的主要補給線。後來由於沁水會清水段容易泛濫,加上過天津的桑干河段泥沙淤積,通航時間不長。

  大業六年(西元610年)煬帝下令穿鑿自京口(註十四)至餘杭(註十五),由德勝埧入錢塘江。值得注意的是,江南河的開鑿並不見於《隋書》和《北史》,可能是江南河早已存在,而煬帝只是再加以穿深鑿廣取直。煬帝為了加強對三吳(註十六)的軍事和經濟控制,重新對現有的江南河基礎上疏浚,以便於東巡展現政治實力。江南河的穿鑿使江淮和三吳地區的水上交通連結系統完備化,擴大了長江和錢塘江之間的航運量。不僅如此,東接明州(註十七)直通海外,西銜大興城和歐亞絲綢之路,將陸運、河運和海運路線做一個完整的串連。

  隋文帝開廣通渠乃為了運輸關東粟帛漕糧至大興城。隋煬帝過急的開運河,勞役過重又大興土木,導致「天下死於役而家傷於財(註十八)但不可否認的是煬帝建立了一套以洛陽為中心,西通關中,北抵河北,南達江淮、三吳地區,溝通海河、黃河、淮河、長江、錢塘江五大水系,形成全長兩千七百餘里的扇形水運網。



圖三:隋代運河分佈圖

二、唐代河運:自然河道

  唐代的貨物運輸以水運為主,因為水運比陸運還要便宜許多,而且貨運量更大,中徒損耗亦較少。水運至唐代已發展完備,以長安、洛陽兩京為軸心的水上交通網,形成「天下諸津,舟航所聚,旁通巴漢,前詣閩越,七澤十藪,三江五湖,控引河洛,兼包淮海,私舸巨艦,千舳萬艘,交貿往還,昧旦永日(註十九)鼎盛之說(註二十)。唐代水運路線除了和陸運驛站連接以外,也設有津梁驛館,有專門機構(駕部司)和官員(駕部郎中和員外郎、館驛巡官、館驛使等)來管理陸、河運傳驛,運輸網性能得到進一步的強化。就唐代全國各條水道的重要性而言,南北大運河為第一,長江次之,黃河第三,淮、漢、贛、湘、西江在黃河之後。此時兩京和邊陲所需已開始由中原地區逐漸轉向仰賴東南地區,江淮地區水道密佈,使物資運輸極為方便和便宜。

  唐代自然水道很多可供航行貨運之利,南方地域有西江、閩江、浙江、長江等大水系,北方有黃河及其支流渭、洛、汾、濟、漳、淇諸水。河有渡津橋梁,設有水驛,負責機構須要經常疏浚修葺。以上的自然水系多為東西向,不利南北溝通,除了兼以陸運協助運輸外,唐政權亦在南北大運河的維修和疏浚上下很大的功夫。

  南方多水,河流縱橫,又多湖泊,自然水上航運條件極為優越,以長江為主線的東西幹道連接南部地區諸水和湖泊,溝通南方各州郡的貨運。湘水源於今日湖南、廣西之間的分水嶺,北經衡州、潭州進入洞庭湖與長江相連,西南可經永州、全州、臨源(註二十一)靈渠(註二十二)連接桂江上流漓水 。隋唐時期往來京師、廣州者多取湘水而行。



圖四:湖南地理圖與湘江

  贛水發源於今江西、廣東交界的大庾嶺,北經虔州、吉州(註二十三)洪州(註二十四)流入鄱陽湖再注入長江。自唐玄宗時張九齡開通大庾嶺新路後,可連接經大庾嶺南流的湞水(註二十五)西南經韶州可抵達廣州。此條水路近又便利,此後直到宋代,嶺南貨物多經此路取道揚州運往洛陽、長安,京師往來廣州的商旅亦多改道於此。



圖五:江西地理圖與贛江

  在兩廣之間,尚有郁水、潯江、漓江、桂江、西江等自然水道。鑑真第五次東渡在海上遇襲漂流到崖州(註二十六)就是沿雷州半島北行到廣西始安郡(註二十七)再由水路折返向東行至廣州。此外在唐咸通八年(西元867年),安南都護(註二十八)高駢下令鑿開由安南至邕管(註二十九)水道上的巨石,使由交州到廣西的水路暢通無阻,其漕運完全利用上述的西江水系進行運輸。

  長江北岸最大支流為漢水,發源於陝西寧強縣北蟠冡山,流經陝西南部,湖北西北部及中部,從漢陽流入長江。漢水從南方到襄州(註三十)和洋州(註三十一)者常利用之,北連丹水可至商州,連灞水可至京都,與渭水相通。漢水在洋州界向北有駱水,在梁州(註三十二)界向北有褒水,褒水北和斜水道通過的短距離陸運可和渭水相接,這即是有名的褒斜道。褒斜道起源於漢代,是關中連接巴蜀的交通樞紐。唐代曾開斜谷道水路運漕糧至長安,日後雖常為沙石所阻塞,但在安史之亂後的三次政治動亂中,曾被唐政府用來運送巴蜀、江淮稅賦之運道(註三十三)


圖六:漢江流域圖

  中唐以後因藩鎮割據,東南運河漕運受阻,漢、丹水道變成為京都通往江淮、三吳地區的主要漕運水道。江淮運送的物資可通過江、淮、漢、丹諸水匯集商州(註三十四)再陸運至藍田,沿灞水進入關中漕渠抵達長安。

  長江北岸另一支流嘉陵江,發源於今甘肅天水,南入長江,自古為秦、蜀間的漕運水道。唐元和年間從興州順政(註三十五)疏浚嘉陵江兩百里,到晚唐時劍南道成為唐政權的經濟支柱,疏通後的嘉陵江在水道運輸的重要性也大為提升。長江上游的夔州是進入巴蜀的水上要道,商船往來熱絡。

  淮水發源於桐柏山區,是黃淮平原的主要自然水道,南通邗溝和長江相接,東沿汴水舊道可北接黃河,沿汴水新道亦可從渙水、蘄水接黃河。也可沿渦水經譙縣入蔡水,到開封接黃河水道;另有從淮陰泝淮水上入穎水北行,至項城入溵水通往洛陽。淮水是唐代東南漕運的主要命脈,唐憲宗元和十一年(西元816年)曾置淮、穎水運使,運漕糧以討伐淮西諸軍。



圖七:淮河流域圖

  黃河為北方自然水道貨運的主要幹線。中唐以後隴右道成為富庶之地,所產糧時除供給邊境開銷以外,尚有餘糧可運往靈州,由黃河漕運陝州(註三十六)太原糧倉,以備關中荒災之用。黃河的最大支流為汾水和渭水,唐初關中地區缺糧,即以汾、渭、河水道,由晉、絳二州運糧至京師。另一條下游支流洛水為通濟渠所用,而衛河永濟渠的黃河段部分有三門之險(註三十七)水運極難通行。唐玄宗接受裴耀卿之建議,於三門北岸以陸運接駁解決問題。


 
圖八:黃河水系圖

三、唐代河運:運河

  在人工運河方面,唐受隋其利,在隋代運河基礎上,河道淤塞則疏浚,河道變遷則調整連接,並將運河規模進一步往浙東平原擴展。唐代的政治中心在長安、洛陽,軍事重鎮分佈在西北邊境,東南江淮地區則是稅賦重心。隨著中唐以後經濟重心南移,自岷峨以東,淮、漢以南自嶺外,物資皆從大江會聚於揚州,再由運河轉運至北方,其時航運吞吐量已非長江、黃河可相比擬。南北大運河是連接從南到北的東西向自然水道的紐帶,負責大量的南北方物資運輸,是唐政權賴以存亡的經濟命脈。為了加強控制東南漕運,唐政權不惜派重兵護衛,用心疏浚,或另開新河,進而將運河航運推往鼎盛階段。

  (一)關中漕渠整修:江淮漕運在抵達洛陽後,仍得走約八百里路程,尤以洛陽至陝州段最為難行。天寶元年(西元742年)陝州刺史李齊物鑿通三門運渠以通漕運;天寶三年(西元744年)韋堅於華州華陰鑿通漕渠,使永豐倉、三門倉的物資可以從牛駕車運改為船運。唐文宗太和初年(西元827年),又堰渭水開興成渠。以上兩次開渠都是循漢、隋舊渠道,做適當調整以適應渭水北徙。

  (二)對汴渠(通濟渠和永濟渠)的六次疏浚和局部調整:汴渠渠首連接黃河,河水含沙量大容易淤塞,唐中宗時江淮漕運不通,至此展開六次的疏浚和局部調整。其中安史之亂後汴渠疏濬中斷了八年,糧船無法通行,在肅宗命令轉運使劉晏疏浚下才又恢復運輸能力。

  (三)對揚楚運河(山陽瀆)的五次疏浚擴展:隋代山陽瀆在唐代稱為揚楚運河。開元二十二年(西元734年)為縮短揚州至潤州的長江航程,在揚子橋到瓜鎮之間開鑿了伊婁河,為邗溝增加一個路近又方便渡河的新運口。此後為疏通漕運,又前後疏浚四次。揚楚運河雖然較短,其重要性卻不亞於汴渠,每年從江南運往長安、洛陽和西北邊鎮的大量糧食和物資,都必須通過揚楚運河,才能溯汴河而上,入黃河西運。

  (四)四次整修江南河:江南河連繫了長江和錢塘江的航運,該段航運條件佳,路線很少變化。由於江南地勢有高有低,運河各段存在水位差,為保證各河段有一定的水位標準,唐政權以設堰閘、治湖引水等方式疏浚江南河並抬高齊平其水位(註三十八)

  (五)浙東運河的發展:唐代隨著浙東平原經濟的發展,浙東運河(註三十九)的地位逐漸重要。元和十年(西元815年)越州觀察使孟簡在越州(註四十)以北開鑿了新河和修道塘(註四十一)便於船隻航行。浙東運河是杭、泉兩州之間的水路要道,也是連接內陸至海外交通的轉運點。

  (六)唐代的永濟渠:唐代的永濟渠,其重要性不比通濟渠和邗溝,尤其在自中唐河朔三鎮割據,唐政權失去了對河北地區的控制力以後。但永濟渠仍是和北邊防重鎮連接長安、洛陽和江淮地區的水道紐帶。

  (七)為了保證運河能發揮其運輸功能,除了運河的疏浚、整修以外,唐代也對漕運制度進行了改革。開元二十一年(西元733年),轉運使裴耀卿創「節級轉運法」,對漕運船隻進行分級,江船不入河,河船不入洛。並在河岸沿處設置倉庫,用諸倉相遞轉運,此法可使漕船不受水量多寡停歇的持續運輸,漕糧也不會在運輸過程中損耗。此制度頗受玄宗好評,漕職在朝內的地位也獲得提升。代宗廣德二年(西元764年),度支鹽鐵轉運使劉晏創「轉般法」,對治理漕運、造船和漕運組織提出了完整的規定。針對裴耀卿的前法,劉晏也改成官運逐段轉般,改散裝為袋裝以防止損耗。此外劉晏提出用鹽利作為漕佣開銷的支出,防止漕官對糧戶的敲詐;並在淮北設置巡奏院,主收鹽稅,傳遞商業情報和保證漕運暢通。唐代的漕運制度替以後宋、元、明、清的漕運制度奠定了良好基礎,並持續以此發展。

  (八)安史之亂後,藩鎮割據,一些叛鎮想控制汴渠和運河大江的樞鈕點揚州,藉以打擊唐政權。唐政權總不惜代價派遣重兵保護這條交通經濟命脈。為確保汴渠航運安全,唐政權把汴州由一般州升格為屯兵十萬的大鎮;徐州、潤州亦升格成駐有重兵的大鎮。此外唐政權總是派遣名相重將出使淮南節度使,鹽鐵轉運使的治所也在揚州。

  除了隋代的南北大運河外,為連結漕運和陸運商旅轉運的需要,唐代又新闢了許多河渠,如上述提到的三門等河渠。總計開闢新水道二十六條,為新開陸道的兩倍,充分顯示唐代對水上運輸的重視程度。這些新闢水道多集中在關內道、河南道和江南各道,集中於關內道和河南道的原因是長安和洛陽為頒布命令、朝覲、漕運的主要節點;而江南各道則是唐代財賦的主要供應地,故有加開運輸路線的必要性。

参、運河沿岸的主要四州:

  一、揚州:前面提到,邗溝在揚州南端和長江會合,在隋以前即是重要的交通樞紐節點。隋煬帝徵招大批人力開鑿通濟渠、疏浚邗溝,更推動了揚州的繁榮。唐代後期有一俗諺「揚一益二」,即是在描述揚、益州的在全國中的繁榮興盛。和長安、洛陽的政治中心性質不同,揚州是把扼漕運路線要道的經濟中心,最遠的內地貿易可達到長江上游,在揚州可以買到蜀錦。漓水、湞水、湘水、贛水等湖廣水系的水道皆可連接至揚州。長江沿岸和蜀地的物資,在揚州集結再轉運至兩京和北方邊鎮。

  揚州本身產鹽,鹽稅在唐代一直是很重要的稅賦來源,「天下之賦,鹽利居半(註四十二)這也是為什麼鹽鐵轉運使的治所會設在揚州的原因,甚至可以靠鹽稅作為漕佣開銷的支出。此外廣陵郡的錦和銅器也是當代全國知名的特產,並被朝廷列為貢品。

  二、汴、宋州:汴、宋兩州在汴渠的沿岸,同時也是陸路運輸的轉運點。汴州在洛陽東邊,往東可接青、齊、徐、海四州,北銜可和河北諸州連接的魏州,南通許、陳州。唐人評論汴州為「大梁當天下之要,總舟車之繁,控河朔之咽喉,通淮湖之漕運(註四十三)尤其在安史之亂後河朔地區藩鎮跋扈,控制漕運要道的汴州自然成為兵家必爭之地。宋州和汴州距離相近,也有通往徐、兗、曹、毫各州的道路。宋州以產絹的品質聞名全國,當時品質列為首等的就只有宋州和毫州,早在秦漢時睢陽的繒就已頗富盛名。唐代宋州的農家仍將種桑養蠶視作必須農務。

  三、徐、楚州:雖然徐州不瀕於汴渠之旁,不過《元和郡縣圖志》裡有提到煬帝從大梁之東引汴水入泗水,達於淮水,所以才有徐州為咽喉要地,「據江淮遠路,朝廷思擇重臣以鎮之」的說法(註四十四)不過徐州境內的商業活動並不如汴、宋二州來的發達,「徐兗同俗,故其餘諸郡,皆得齊魯之所尚,莫不賤商賈,務稼穡。」(註四十五)除了較少當地的商品在市面上行銷以外,獻給中央的絹貢品,其品質也較汴、宋二州要差。

  淮南的楚州與揚州分處於邗溝的南北兩端,揚州位於邗溝和長江交會處,楚州則處於邗溝和淮水交界處。當時的漕運運船在揚州集結並卸載貨物,楚州只是其中的過路點,故繁榮程度尚不及揚州。雖然轉運規模不如揚州,但鹽產量楚州卻可與揚州相比擬。為了監督產鹽,唐代設立四場十監,監控吳、越、揚、楚的產鹽情況(註四十六)其中四場無揚州的屬縣,卻有楚州所屬的漣水縣。在十監之中,楚州有專此命名的鹽城縣,可見其地治鹽產業的興盛。

肆、安史之亂對水運的影響:

  安史之亂前,黃河流域在全國糧食、絲綢生產中佔有重要的地位,是當時唐政權貢賦的主要來源。安史之亂前絲綢的主要產地是河北道和河南道,江南道和淮南道的絲綢生產尚不及河南地區。安史之亂後,中原地區的經濟受到極大破壞,北方人口為逃避戰禍和稅賦,大量遷徙至南方,這時北方的稅收已不足以支撐整體稅賦的主要收入來源。唐政權為了保證江南的歲收穩定,便開始積極的疏浚運河、控制漕運,江淮地區遂轉變成貢賦的主要來源。唐代見於記載的水利工程中,在玄宗以後的八十八項,江南道就佔了全部工程的百分之五十點六,可見中唐以後對江南地區河道的重視程度之重(註四十七)

  加上安史之亂後,吐蕃積極的在西北、河隴地區和西南劍南道西川一帶侵略,以及控制了阿爾泰山一帶的回纥部,使得唐政權連絡西域諸國的路上交通幾乎中斷。對外陸上交通的衰落,使得海上交通,尤其是南海海運迅速熱絡起來。海運的熱絡除了使造船工業蓬勃發展以外,連帶也推動了內陸河運的發展,河道網絡的建立使得要抵達海運港口如廣州、明州、揚州變得更加容易,河運和海運的轉乘交互影響,使得水運在中唐以後快速發展。



圖九:唐代疆域圖(西元820年(註四十八)

伍、結論:

  隋唐時期的交通建設,無論陸路亦或水路,都以兩京地區為軸心,為輻射網狀向外擴散。南起餘杭,北達涿縣的南北大運河將原來中國多為東西向的天然水道串連起來,解決了南北連絡的地理限制。南北大運河確立了東南諸州郡在中國交通上的新地位,隋唐政權藉此來鞏固對南方地區的政治和軍事控制,便於將南方財富向兩京地區和西北邊鎮運輸,無形之中推動了南北人民經濟及文化的交流和融合。

  隋代的天然河道,以大興和洛陽為中心,可航行漕運,亦可運兵打仗,就是多泥沙淤積的黃河,也可被楊堅用來率領三萬水軍擊破各師於河橋(註四十九)說明當時天然河道的航運條件和現在相比較為良好。在隋文帝、煬帝陸續開鑿貫穿南北的大運河後,天然河道的東西向限制已獲得了解決,從江淮、三吳地區到河北地區,被南北大運河串連起來,加上既有的五大水系天然河道,構成了唐代水運交通網絡的主要基礎。

  在唐代,國內的水運交通網絡獲得進一步的加強。唐代新闢水道二十六條,分別佈於十道之地,其中桂州西靈渠的重新鑿通,可將珠江流域和長江流域連接起來,並輸送嶺南道的漕運和軍糧至京都。新闢水道最多的有關內、河南、河北、江南四道,集中於河北道乃因江淮資源北運邊鎮和抵禦契丹等少數民族的入侵;集中於關內、河南道的原因為長安、洛陽的政治因素和便於漕運;集中於江南道是因中唐以後財賦來源極仰賴江南,新闢水線以便於水運。

  在運河方面,唐代在隋代基礎上持續維護,疏浚或改道河道、以重兵護衛運河、健全漕運管理制度、在渠道旁築路設驛,構成水陸兩網交互重疊的龐大交通體系,把政治中樞的兩京、西北邊陲的軍事重鎮和東南的財賦中心結合成一個有機的整體,並隨著海上航線的興盛,而將國內運輸的交通規模擴張到東北遼河流域、琉求、日本和朝鮮半島、東南亞諸國等的國外運輸。

  唐代陸驛賴通使命傳遞,大量貨物則依賴水道運輸,水運吞吐量大、運價便宜、平穩又運輸過程中的損耗少,加上江南造船業發達,長江可聚集岷峨以東、淮漢以南至嶺外的貨物至揚州,再由運河輾轉送往北方。唐代的生活必需品米、鹽、茶、糖、水果、魚蝦海貨、漆器、銅器、鐵器、金銀器、紡織品、造紙等,安史之亂後皆南盛北衰,一般南貨北銷已定型化。經濟重心的南移,以揚州為中心的淮南道成為全國的貨物集散地中心,在水運便利的推波助瀾之下,一些沿河道貿易的河津渡口、水陸轉運要道的草市鎮也油然而生。「凡江淮草市,盡近水際,富室大戶,多居其間。」註五十)

  隋唐水運的發達,也替北方人口大規模南徙提供了便利之徑。五大水系和南北大運河的方便舒適和便宜,河道旁亦有陸驛站可供轉運,是河北、河南往南方遷徙的主要幹道。隨著黃河流域的大批勞力南下江南,和中唐以後政府對漕運河道修建的重視,江南遂興起了一波興修水利和開闢新水道的熱潮,如元和八年常州武進的孟瀆、大歷初年浚治的練湖等。前面提到在唐代中葉以後,江南的水利工程有突破性的進展,尤其在淮水以南、錢塘以北的廣大地區,水利工程規模遠超過北方。

  隋唐兩代對水運的重視,使得江南地區在此一時期,無論是經濟或政治地位皆有長足性的發展。「軍國大計,仰於江淮。」經濟的重要性讓在揚州設治所的鹽鐵轉運使在中唐以後權位較宰相更高,淮南道為諸道府軍事最重,淮南節度使多由宰相或重將擔任的緣故。

陸、註釋:

註一:譚其驤,《中國歷史地圖集》冊五,頁3-4
註二:譚其驤,《中國歷史地圖集》冊五,頁32-33
註三:劉希為,《隋唐交通》,頁10
註四:今河南、山東、皖北、蘇北地區。
註五:今山西。
註六:今河南陝縣。
註七:今河南鄭州市滎陽縣汜水鎮東北處。古連汜水,現在在黃河北岸。
註八:即滎陽。
註九:即汴水,今中牟縣北境、開封市南境。
註十:又稱浚儀,今開封市。
註十一:今寶應東南。
註十二:當時入淮水口由末口改至山陽。劉希為,《隋唐交通》,頁12
註十三:今北京市。
註十四:今鎮江市。
註十五:今杭州市。
註十六:今蘇南、浙東地區,即長江三角州。
註十七:今寧波市。
註十八:《隋書》卷二十四<食貨>
註十九:陶希聖編,《唐代之交通》,頁88
註二十:劉希為,《隋唐交通》,頁76-77
註二十一:今興安。
註二十二:靈渠為秦代開通,東漢馬援曾加以修理,至唐敬宗時李渤又再將其修鑿。在唐代靈渠已是嶺南地區連結中原的水運樞紐,嶺南貢物可循此道上湘水進入中原。
註二十三:今江西省吉安市。
註二十四:今江西省南昌市。
註二十五:今北江。
註二十六:今海南島。
註二十七:今桂林。
註二十八:治所交州,今越南河內。
註二十九:今廣西省南寧市。
註三十:今湖北省襄樊市。
註三十一:今陝西省西鄉縣。
註三十二:今陝西省南鄭縣。
註三十三:嚴耕望,《唐代交通圖考》卷四,頁1157
註三十四:今陝西省商洛市。
註三十五:今陝西省略陽縣。
註三十六:今河南省陝縣。
註三十七:今山西省平陸縣東南五○公里處。
註三十八:張劍光,<唐五代江南水上交通路線的建設>,頁11-12
註三十九:從錢塘江岸口以西,向東經蕭山、錢清、紹興、曹娥,至上虞以東的通明埧與姚江相接,再經餘姚、寧波與甬江交會,從鎮海縣南入海,貫穿整個浙東平原。
註四十:今浙江省紹興市。
註四十一:運河沿岸的一種石路,便於船隻停泊和船工拉縴。
註四十二:史念海,<隋唐時期運河和長江的水上交通及其沿岸的都會>,頁6
註四十三:史念海,<隋唐時期運河和長江的水上交通及其沿岸的都會>,頁9
註四十四:史念海,<隋唐時期運河和長江的水上交通及其沿岸的都會>,頁11
註四十五:《隋書》卷三十一<地理志>
註四十六:《新唐書》卷五十四<食貨>
註四十七:王平,<安史之亂對唐朝對外交通的影響>,頁80
註四十八:譚其驤,《中國歷史地圖集》冊五,頁36-37
註四十九:今河南盟津東。
註五十:劉希為,《隋唐交通》,頁244

柒、參考資料:

一、 正史:
(唐)魏徵等撰,《隋書》
(宋)歐陽脩等撰,《新唐書》

二、 專書:
劉希為,《隋唐交通》,新文豐出版公司,民81年3月
陶希聖編,《唐代之交通》,食貨出版社,民71年5月

三、 工具書:
譚其驤,《中國歷史地圖集》冊五,中國地圖出版社,1989年6月
西北師範學院地理系編,《中國自然地理圖集》,地圖出版社,1984年6月

四、 期刊論文:
嚴耕望,<唐代三峽水運小記>,《唐代交通圖考》卷四,中央研究歷史語言研究所專刊,民75年1月
張劍光,<唐五代江南水上交通路線的建設>,《歷史教學問題》2期,2002年
曹家啟,<唐宋時期南方地區交通研究>,浙江大學中國古典文獻學研究所博士論文,2001年12月
梁華東,<隋唐時期皖南交通狀況初探>,《南京曉莊學院學報》20卷1期,2004年1月
史念海,<隋唐時期運河和長江的水上交通及其沿岸的都會>,《中國歷史地理論壇》4期,1994年
王平,<「安史之亂」對唐朝對外交通的影響>,《黔南民族師專學報(哲社版)》1期,1996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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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篇文章是很久以前寫的舊文,無意之間從硬碟內挖出來,其中有些尚未更新的條目就請自行參閱維基百科「行政院衛生署樂生療養院」。





圖一:樂生療養院現址與新莊捷運路線圖

一、關於痲瘋病,你要知道的是:

  痲瘋病(Leprosy)即癩病,是一種在未開發地區才容易看到的病(註一),已開發地區已經很難見到此病。痲瘋病的發病可分為三個階段,初期皮膚會出現白斑或微紅斑塊,斑塊上的排汗和知覺功能都會喪失。再來斑塊會發炎,因失去知覺所以不會感到疼痛,斑塊逐漸結痂增厚,形成一粒粒的突起厚塊和疤痕。最後患者的外觀會有極大的改變,如鼻子坍塌,指骨內縮。痲瘋病的死因常常是因為其他併發症引起,因為患者本身發炎腐爛毫無知覺,延誤診斷的時機,而且抵抗力減弱,更容易引起其他併發症。

二、樂生療養院興建前的台灣痲瘋病情形:

  西元一八六○年左右,外國傳教士進入台灣,最初以教會為臨時的醫院,後來因教會過於狹小無法容納日漸增多的病患,故另尋地方建設醫院。北、中、南部各有一座,分別是淡水馬偕醫院、彰化基督教醫院、台南新樓醫院,而專門的麻疹病治療診門的成立時間則是西元一九二五年、一九一七年、一九○七年。三所醫院的門診時間都設於星期六,並沒有和清代一樣對痲瘋病患採取隔離措施,而讓他們可以自由進出醫院,代表這時期痲瘋病患還不是很多(註二)。 

表一:台北馬偕醫院痲瘋病患就診人數狀況

年次

人數

治療延人員

投藥延日數

總計

大正十四年(1925)

59

18

77

1,136

 

昭和元年(1926)

138

46

184

4,396

 

二年

177

57

238

4,699

 

三年

140

43

183

4,617

 

四年

156

47

203

5,285

 

五年

144

45

189

5,489

38,423

六年

147

37

184

4,748

33,236

七年

122

33

154

3,962

27,743

八年

110

32

143

3,898

27,286

九年

114

33

146

3,842

26,894


資料來源:加藤卯吉,《台灣預防衛生概觀》,1935

  因為其他民眾害怕痲瘋病患到處走動,會將痲瘋病傳染給健康的人,故他們向醫院反應此情況。加拿大籍的戴仁壽(Dr. George Gushue Taylor, 1883-1954)在一九二五年接管已停辦六年的馬偕醫院, 並買下醫院後面的教堂,成立治療痲瘋病的專門診所。但上門求診的痲瘋病患日漸增多,門診已不堪負荷,故戴仁壽在一九二八年選定現樂生療養院的院址作為建院地點;不過在一九二九年時總督府的衛生課突然出爾反爾,選定此處作為政府樂生院的地址,勒令戴仁壽將病院遷往他處,後來戴仁壽在淡水八里選定地點,卻遭到當地居民的反對。後來戴仁壽求助於總督府,才終於得以興建,完工後名為「樂山園」。西元一九四○年,戴仁壽因太平洋戰爭爆發而離開台灣,四年後樂山園的所有病患被遷移至樂生院。樂山園則由日本政府接收,作為彈藥儲存地和松山療養院轉來的精神病患收容所。

三、樂生療養院的前身:

  上述提到,其實早在西元一九二七年,台灣總督府就打算建造一座樂生院收養痲瘋病患,樂生療養院的前身「台灣總督府癩病療養所樂生院」便於一九三○年十月完竣,十二月開始正式收留痲瘋病人。樂生院成立的背景不外乎以下兩點:一、痲瘋病是未開發地區的象徵,而日本在明治維新後奉行全面西化,而痲瘋病對日本政府而言是恥辱的、不文明的象徵,在有礙對外國形象之下,日本政府開始在一八九七年透過徵兵人口普查,以檢查痲瘋病患者的數量,並在一九○七年正式頒布「癩預防法」,透過興建各地數目不一的痲瘋病療養所,對痲瘋病患者採取隔離政策。樂生院的第一任院長上川豐曾經提過:「樂生院的使命便是要消滅癩病,使日本成為一個真正的文明國家。」(註三)二、日本人擔心台灣人會對在台灣興建醫院,成立痲瘋病門診的外國人產生好感,所以在戴仁壽要興建療養院時,總督府的態度才會有一百八十度的大轉變。

  建院之初期,只有男女浴室一間、治療室一棟、病患住宅三棟、廚房一棟,而患者宿舍四周為了防止病患逃跑,在牆上架設了鐵絲網,直至一九三三年才撤掉鐵絲網,改以單一出口的警衛室監視出入人員。樂生院在西元一九三一年才慢慢展開擴建,新增屍體解剖室、手術室、禮拜堂、自來水設施等。由於痲瘋病治療的完全隔離,以及痲瘋病在當時無藥可醫治痊癒,進入樂生院就像進入監獄或被判了死刑一樣,患者只有進而無出(除非變成了冰冷屍體)。樂生院歷年的人數異動上,充分表現出病患無法忍受和社會隔離的生活,或是當時檢查不嚴格而產生的病情誤判,在人數異動上最大宗為因病死亡,而逃跑和檢查錯誤而出院的人數分佔二、四名(註四),其中逃走的不只是台灣病患,也有日本病患。在院內有將棋、球類運動、布袋戲和電影供病患打發時間,有病患也會自己種蔬菜、寫書法、畫畫、養雞豬等。院方也會教育病患學習日文,不禁止各類型的宗教信仰。樂生院成立後,除了和其他基督教醫院互相競爭痲瘋病患者外,樂生院更被總督府拿來當作皇民化運動宣傳的工具。



圖二:一九九三年台灣總督府樂生院配置圖

四、國民政府接收台灣後的樂生療養院:

  西元一九四五年二戰結束後,台灣被國民政府接收,而「台灣總督府癩病療養所樂生院」也自然被台灣省衛生局接收,並將院名改為「台灣省立樂生療養院」,任命賴尚和博士為臨時院長。國民政府遷台時,也將遷台部隊中身染痲瘋病的軍人給一併帶過來,致使樂生療養院在接收後不久病患人數便突然激增。在治療痲瘋病的藥物不斷推陳出新,而藥效也越來越好的情況下,使得痲瘋病患不需要再接受「終身」隔離治療,痲瘋病患終於可以回到家中。一九六二年後,國民政府便下令不再對痲瘋病患者執行強制隔離(註五),在療養院接受治療的痲瘋病患在證明已經沒有傳染性後便可離院,不過仍然要接受衛生署的定期追蹤。

  然而,在當時社會的普遍心態下,對已經有藥可以抑制的痲瘋病仍然是抱持著恐懼的心態(就連院內的醫護人員態度都是如此,他們將全身包覆的密不透風,只留一雙眼睛;沒有醫生願意進駐樂生療養院等行為表現)。一般的醫院診所碰到痲瘋病患都不太願意進行治療(註六),連相關法規都展露出對痲瘋病患的歧視:「非開放性癩病患者,如有變形、畸形或創口殘留者,不得從事餐飲業或其他與大眾衛生有直接影響之行業。」(註七)受到社會大眾異樣眼光看待的痲瘋病患,就算痊癒後走出了療養院,人生並無因此海闊天空,社會普遍的觀感壓力迫使他們東躲西藏,最後不得以還是得回到樂生療養院,病患只能躲藏在樂生療養院的屏護內互相扶持,抵抗社會大眾投以之歧視。



圖三:台灣省立樂生療養院平面圖

五、樂生療養院被迫遷址的紛爭:

  早在西元一九八六年政府發布「台灣省加強癩病防治十年計畫之後續計畫」就提到,樂生療養院將在二○○六年完成階段性任務而關閉,剩餘的痲瘋病患必須交由其他慈善團體照顧。不過在捷運新莊線劃定的情況下,樂生療養院要轉型成為新莊迴龍地區的區域醫院;然而這讓樂生療養院院民相當不滿,他們認為他們的權益已經被瓜分成兩半,只能躲在醫院後半部進行見不得人的醫治行為。

  西元一九九四年,台北捷運局在徵收兩處土地時都遭到當地居民強烈(一塊在輔仁大學後方、一塊在軍事基地)反對,故看上了當時只有五百六十一名病患,院區面積卻有將近三十公頃左右的樂生療養院,以作為捷運新莊線的機廠所在。附近居民要求政府只能徵收樂生療養院的公有土地,而不能將腦筋動到他們的私有土地上頭來,最後樂生療養院的土地以都市更新計畫的名義被強制徵收,樂生療養院被迫得遷址。當初院方和捷運局協商的結果是,樂生療養院願意撥出前方的土地約百分之四十;但是在徵收過程中,捷運局卻玩起數字遊戲,結果就是樂生療養院的實際持有土地只剩下約四成不到。樂生療養院的院民試圖反抗,而捷運局和院方卻只希望病患盡快搬走。在兩次混亂的遷移下,最後捷運局才替這些病患搭蓋鐵皮屋,在這一連串的決策過程中,病患因缺乏社會資源的協助,只能凡事乖乖的按照捷運局的安排,許多病患在匆忙搬遷的過程中造成了身心俱疲,甚至有因痲瘋桿菌而失明者,或是自行搬運行李而受傷者,鐵皮屋的設計也完全不符合這些病患的生理需求。這些人的遭遇並沒有人同情他們,包括台北捷運局。



圖四:捷運局徵收樂生療養院土地之情況

  樂生院民的不滿達到了最高潮,當乞求天助、人助都石沉大海之際,倒不如自立自強。於是在西元二○○二年成立了「保護新莊老樹樂生聯盟」和「青年樂生聯盟」等六個團體,在二○○四年這些團體改變了方向,從關懷樂生古蹟轉變為關懷樂生院民,院民才得已將自己吞忍已久的心聲傳達給這些外來團體知曉;而人權團體和樂生院民正式連結是在二○○四年九月,日本學者和律師團進入樂生療養院探訪,台灣人權協會才正式提出樂生院民和人權之間的法律概念。在同一時間,樂生外來團體組成的聯盟和文史團體合併,形成「搶救樂生聯盟」。 二○○四年九月在中國時報出現的標題(註八),將原來屬於樂生療養院院民內部的封閉問題和抗爭,搬上了社會檯面,把人民觀感和抗爭畫上等號,並相互連結。而樂生療養院病患的「病、老、殘」形象也透過傳播媒體的力量感染到人民的同情意識之中。

  二○○五年七月,新醫療大樓落成,院民和院方、捷運局的抗爭進入了新的階段。七月二十一日在中山堂由院方舉辦的搬遷說明會,院民針對三點對院方質疑:搬遷計畫的內容、搬遷補償金的發放規定(這尤其重要)、不願搬遷的病患的處置方式。在會議中大約有一半的時間都在討論搬遷補償金的問題,接著才是新醫療大樓的生活情形,和不搬遷者的生活和醫療照顧。樂生療養院的院民搬遷情形已經和過去相差甚遠,主要得利於社會的關注和壓力(外來團體的旁聽、立委的監督、媒體記者的採訪),讓院方不得已和院民進行協商,提供改善利多以符合院民的需求。

  所有院民都重新評估搬遷與否,畢竟這次是由國家出面擔保他們的餘生歲月;不過院民搬遷後舊院區除了古蹟維存的喝阻力外再也無法阻止怪手的入侵,舊院區一塊被挖空,破壞山上地形的水土保持,院民勢必又得再度被迫遷離。院方也期待著院民的遷移,因為院方身上背負著當地居民對新醫院和捷運線通車後的引頸期盼。二○○五年八月,已經有一些院民遷往新大樓,樂生聯盟和當初成立的院民自救會的「拒絕被迫搬遷,保護樂生古蹟」的立場已逐漸站不住腳。



圖五:被挖掉一片山坡地的舊院區

  至此至今,樂生療養院的爭議尚未完結,二○○七年曾經因為台北縣長周錫瑋的一句「強制拆除」的指令,而又讓樂生療養院再度成為鎂光燈的焦點,文建會暫定樂生療養院為古蹟的時效已過,政府、院民(社會)、在地居民這三方又將再度為這個已經走過七十餘年的建築角力拔河。

  背負著沉重使命的樂生療養院,不只是過去、現在,還是未來。

六、註釋:

註一:行政院衛生署,《痲瘋手冊》,民國84年
註二:陳威彬,《近代台灣的癩病與療養─以樂生療養院為主軸》,17頁
註三:上川豐,《樂生院の使命》,台灣時報,頁3
註四:《樂生報》,昭和十五年,頁39
註五:潘佩君,《樂生療養院院民面對搬遷政策的主體性研究》,頁13
註六:《台灣省立樂生療養院二十五週年特刊》,頁35
註七:台灣省癩病(痲瘋)防治規則第五條,中華民國70年5月5日
註八:《帶著殘肢病軀,痲瘋老人振臂高唱日語版樂生院之歌,展現決心》,中國時報,2004年9月19日

七、參考文獻:

陳威彬,《近代台灣的癩病與療養──以樂生療養院為主軸》,國立清華大學歷史研究所碩士論文,民國89年
陳歆怡,《監獄或家?台灣痲瘋病患者的隔離生涯與自我重建》,國立清華大學社會學研究所碩士論文,民國94年
潘佩君,《樂生療養院院民面對搬遷政策的主體性研究》,國立陽明大學衛生福利研究所碩士論文,民國94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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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篇導讀是先前在修雷家驥教授的中國中古史時的報告,如果對於看文言文沒有什麼耐心和定性的人可以參考一下這篇文章。基本上《漢書‧匈奴傳》內提到的重要事項都有列出來,有些比較無關緊要的歷史事件礙於報告篇幅則略做刪減。若是對於匈奴背景不甚清楚的人可以參考維基百科上的相關條目搭配閱讀:http://tinyurl.com/7ycgulb



  壹、匈奴由來與民族特性、官制:

  匈奴人的先祖為夏朝遺民,號淳維,殷代時北遷。在唐虞時期就已有山戎、獫狁、葷粥三支部族。他們以畜牧維生,逐水草而居,以言語為約束而無文字記載,好戰而貴健壯、賤老弱。父親早死的話兒子會娶其母,兄弟死則娶其嫂,不知中國禮義。

  匈奴在單于之下置左右賢王、谷蠡、大將、都尉、大當戶、骨都侯。匈奴稱賢為「屠耆」,故左賢王即左屠耆王,地位高於其他諸王,僅次於單于,是單于的繼承者。

  貳、 匈奴簡史(夏至秦代):

  夏代邁入衰亡期時,后稷(註一)之曾孫公劉失其官位,便習西戎俗,並遷居於豳(註二)。後來戎狄攻打太王亶父,太王亶父率領部落遷於岐山,是為周。至周武王伐紂後,將首都定於鎬京,將戎狄逐至涇、洛以北。戎狄為表示臣服於周朝而定期上貢,是為「荒服」;然而在周幽王時犬戎入侵鎬京,幽王被殺,涇渭之間土地皆為所奪。

  秦襄公救周文王,文王為躲犬戎之禍便將首都東遷於雒邑,秦襄公被封為諸侯。此後戎狄分別和燕、齊、晉、趙等國接連作戰,晉文公、秦穆公因討伐戎狄聞名而稱霸諸國;趙武靈王胡服騎射,破北方的林胡、樓煩並置郡;燕築長城和置郡以禦敵。

  秦始皇滅六國後,派蒙恬率軍北伐,收河套,蒙恬沿黃河構築城塞,據陽山,並修築北起九原、南至雲陽的交通直道。匈奴之王頭曼單于不敵秦朝軍隊而北遷,在蒙恬死後、秦動亂之時才又復返。

註一:《國語‧周語下》:自后稷始基,十五王而文王始平之。
註二:今陝西省旬邑縣。

  参、冒頓單于與漢初

  冒頓為頭曼單于之太子。頭曼單于欲立少子為王,冒頓在頭曼單于狩獵時將他暗殺之,並自立為單于。冒頓單于在篡位後接連滅東胡、擊月氏、併樓煩、白羊河南王(註三),盡收蒙恬所奪之地。匈奴內眾皆服,以冒頓為賢王。

  此時漢朝初定,韓王信將軍隊移防馬邑(註四),匈奴圍攻馬邑而韓王信投降。漢高祖劉邦親率兵欲阻擋匈奴進犯,卻在白登被困圍七日後才得以脫逃。冒頓單于退兵後,漢以劉敬為使,提議和親,以漢室宗女和財物贈之,儘管如此冒頓單于仍不時侵擾代郡、雁門(註五)、雲中(註六)等邊境。

  劉邦死後,冒頓單于甚至寫信冒犯呂后,為呂后所忍,呂后回書給冒頓單于,冒頓遂收斂,才答應和親。

  文帝時,冒頓單于死,其子老上單于繼位。此時雖然延續和親政策,但仍不時有匈奴侵犯邊境的情形發生:孝文十四年,匈奴攻入朝那(註七)、蕭關,殺北地都尉,擄人民畜產。

  在老上單于死後,其子軍臣單于曾一度和漢朝絕親,出兵上郡、雲中,甚至在七國之亂時和趙王遂合謀入侵邊境,在漢軍隊圍破趙後,匈奴才再度與景帝和親、通關市。終景帝之世,匈奴再無大舉出兵擾之。

註三:匈奴別部,居河套以南。
註四:今山西省朔州市。
註五:今山西省右玉縣。
註六:今內蒙古托克托東北方。
註七:今寧夏回族自治區彭陽縣。


  肆、 漢武帝時期:

  武帝即位初,仍遵從和親、厚關市政策,匈奴自單于以下皆親漢。然而過不久後發生了一個轉折點──漢使聶壹以馬邑城為餌誘惑單于攻打,並在馬邑城周佈下伏兵,雖此舉未成功,卻致使匈奴與漢絕親,然而匈奴喜愛漢人財物,故與漢通關市仍絡繹不絕。

  馬邑之戰五年後,武帝遣衛青、公孫賀、公孫敖、李廣進攻胡關市(以胡人為主和漢人貿易的關市),僅衛青獲戰功。隔年匈奴進攻遼西、漁陽(註八)、雁門,殺人無數,武帝遂派衛青出雁門攻打匈奴,擊敗樓煩、河南白羊王二部,漢朝勢力擴張到河南,在河南地築朔方(註九)城,並修復秦蒙恬時河道要塞。此時為元朔二年(公元前127年)。

  隔年,軍臣單于死,其弟伊穉斜單于繼位,上任後即進攻代郡,匈奴右賢王侵擾朔方;元朔五年(公元前124年)衛青出兵朔方、高闕,夜襲右賢王,大敗匈奴。該年秋天匈奴又再度攻入代郡,武帝遂在隔年命衛青出軍定襄(註十),殲滅匈奴萬餘人。

  元狩二年(公元前121年),霍去病領軍兩出隴西,第一次殲八千餘人,並得到匈奴王廷祭祀用的祭天金人;第二次殲三萬餘人。該年秋天匈奴昆邪王率眾四萬餘人降漢,匈奴在隴西、北地、河西勢力大減。單于聽信翕侯趙信,將王庭遷至漠北。

  元狩四年(公元前119年),霍去病出代郡、衛青出定襄,分兵攻擊匈奴,單于不敵,往西北遁走,漢軍追擊至掣顏山(註十一)趙信城始返。匈奴存糧被燒,被殲擄近二萬人。從此匈奴率眾北遷,漠南無王庭,漢在朔方以西至令居(註十二),通渠道、置田官。

  漢朝在連年爭戰下,馬匹漸少而難以再行追擊,單于接納趙信建議,遣使和親。武帝聽從任敞之言,要求匈奴稱臣,單于不從,雙方再度絕裂。適逢霍去病去逝和武帝攻打兩越,漢久不征匈奴。而新任的烏維單于亦屢次遣使提議和親。

  漢室朝廷為對付匈奴,在東邊境設置濊貉、朝鮮二郡,西邊境置酒泉郡以阻絕匈奴和羌相通,並試圖攏絡月氏、大夏夾擊匈奴。在翕侯趙信死後,漢再度向匈奴提議稱臣,單于派去漢朝的使者在當地病死,單于誤以為是使者被漢人所殺,匈奴再度發兵侵擾漢邊界。

  烏維單于死,兒單于繼位後即發兵雲中、酒泉、敦煌。適逢匈奴國內大雪災而饑荒遍地,兒單于好殺伐而引起左大都尉之不滿,太初元年(公元前104年)左大都尉欲降漢,漢便築受降城(註十三)準備受降事宜。隔年武帝遣趙破奴領軍出朔方接應,左大都尉謀反未成被殺,趙破奴被俘,其軍覆沒。兒單于在圍攻受降城時病死,其弟句黎湖接任單于。

   太初三年(公元前102年)匈奴進攻雲中、定襄、五原(註十四)、朔方,並命右賢王進攻酒泉、張掖,被漢將任文給擊退,單于聽聞李廣利攻破大宛,不敢阻止,而於該年冬天病死。其弟且鞮侯單于繼位。且鞮侯單于為保安危,遣派趙破奴歸順漢室。

  天漢二年(公元前99年),李廣利率軍三萬出酒泉,敗右賢王於天山,然而撤軍途中遭匈奴圍困,李陵被俘,投降匈奴。天漢四年(公元前97年)李廣利、路博德出朔方,韓說出五原,公孫敖出雁門,三路夾擊匈奴。單于將輜重遠徙餘吾水(註十五)以北,親征李廣利,雙方無所戰果。隔年且鞮侯單于死,其子狐鹿姑單于繼位。

  征和三年(公元前90年),匈奴進犯上谷(註十六)、五原、酒泉,李廣利率軍出五原,商丘成出西河(註十七),莽通出酒泉,單于將單于將輜重遠徙郅居水(註十八),在姑且水(註十九)等候漢軍。李廣利出塞後,擊敗匈奴左大都尉衛律,乘勝追擊至郅居水,匈奴退走。李廣利渡郅居水,擊敗左賢王,殺左大將。 漢軍撤退時,單于知李廣利疲憊,以五萬騎圍擊漢軍於燕然山(註二十),漢軍大敗,李廣利降匈奴,後被單于所殺。漢於此役後元氣大傷,匈奴亦已無力出兵,武帝也於三年後去逝。

註八:西漢沿置漁陽郡,其轄區北至秦長城,南至海邊(今渤海灣)。
註九:今內蒙古鄂爾多斯杭錦旗北方。
註十:於今內蒙古清水河縣、和林格爾縣、卓資縣一帶。
註十一:今蒙古杭愛山南面支脈。
註十二:今甘肅省永登縣城關鎮。
註十三:位於秦漢長城以北,大致在朔方郡高闕關(今內蒙古烏拉特中旗石蘭計的狼山山口)西北的漠南草原地帶。
註十四:今內蒙古包頭市九原區麻池鎮西北。
註十五:今蒙古土拉河。
註十六:今北京市延慶縣西南方。
註十七:今內蒙古鄂爾多斯東南方。
註十八:今蒙古色楞格河。
註十九:今蒙古巴彥洪格爾省南部圖音河。
註二十:今蒙古杭愛山。

  伍、漢昭帝至漢宣帝時期:
  
  壺衍鞮單于於始元二年(公元前85年)上位後,即向漢提議和親。在衛津建議下,單于釋放蘇武、馬宏二人以表示善意。然而衛津死後,單于聽信黎汙王之言,出兵攻打酒泉、張掖,被漢軍大敗,此後匈奴不敢再進張掖。隔年,匈奴進兵烏桓,霍光命范明友出兵遼東,趁匈奴返救遼東時進攻烏桓,漢軍大敗烏桓。

  匈奴轉攻烏孫以索求(西漢和親至烏孫)公主,烏孫向漢求援,本始二年(公元前72年)漢宣帝遣田廣明、范明友、常惠等人六路進攻匈奴,其中常惠擊破右谷蠡王庭,殲匈奴四萬餘人。匈奴於此役中畜產移死不計其數,元氣大傷。

  同年冬,匈奴為報復烏孫而出兵,途中遇上大風雪,死傷慘重,在丁零、烏孫、烏桓和漢的夾攻下,匈奴已再無力擴張。壺衍鞮單于死後,虛閭權渠單于繼位,在其任內,其支族西嗕南降漢朝,西域城郭圍攻匈奴,取車師國,單于收其餘民東徙,而漢在車師渠犁屯田。匈奴為報復西域諸國,相繼進攻烏孫、車師卻不能攻得。爾後攻打丁零和進逼漢邊境,皆無功而返。

  神爵二年(公元前60年),虛閭權渠單于病死,握衍朐鞮單于繼位,甫上任即大殺或罷黜虛閭權渠單于的心腹近親,日逐王先賢撣不滿單于,率數萬眾騎歸降漢。單于殺先賢撣兩弟,又攻打率眾東遷的奧鞬王之子,國內眾叛親離,神爵四年(公元前58年)姑夕王等人共同推立虛閭權渠單于之子稽侯狦,為呼韓邪單于,擊敗握衍朐鞮單于,握衍朐鞮單于自殺身亡。

  陸、五單于時期:

   呼韓邪單于擊敗握衍朐鞮單于後,虛閭權渠單于之弟都隆奇推立日逐王薄胥堂為屠耆單于,呼韓邪單于敗走。此時呼揭王自立為呼揭單于,右奧鞮王自立為車犁單于,烏籍都尉亦自立為烏籍單于,是為五單于時期。

  屠耆單于先後攻擊烏籍、車犁單于,兩人皆敗走西北與呼揭單于合兵,呼揭、烏籍兩人皆被除去單于稱號,共同擁戴車犁單于,卻仍為屠耆所敗。呼韓邪乘機進攻,屠耆兵敗自殺,車犁也率部投降。

   呼韓邪之兄呼屠吾斯自立為郅支骨都侯單于,屠耆從弟休旬王也自立為閏振單于。公元前54年,閏振單于率軍東擊郅支單于,閏振單于兵敗被殺。郅支單于乘勝擊破呼韓邪單于,佔據漠北王庭。甘露三年(公元前51年),呼韓邪單于南下投靠漢朝。後來郅支單于聞漢元帝出兵協助呼韓邪單于,便率部眾西遷至康居(註二十一),並進攻烏孫、烏揭、堅昆(註二十二)、丁零等國。呼韓邪單于則歸返漠北王庭。

  漢元帝建昭三年(公元前36年),都護甘延壽、陳湯遠征位於康居的匈奴,擊殺郅支單于。元帝竟寧元年(公元前33年)呼韓邪單于親自上漢廷,提出願婿漢以自親,娶王昭君與漢朝修好。呼韓邪封王昭君為寧胡閼氏。此後自呼韓邪單于死後,經至王莽專政以前,漢與匈奴並無重大戰事(註二十三)。

註二十一:今哈薩克南部及錫爾河中下游。
註二十二:今吉爾吉斯。
註二十三:<匈奴傳>頁3826:「初,北邊自宣帝以來,數世不見煙火之警,人民熾盛,牛馬布野。

  柒、漢末王莽時期:

   漢平帝時王莽專政,期間西域車師後王(註二十四)和去胡來王(註二十五)對漢西域都護校尉不滿,率其部民投降匈奴,烏珠留若鞮單于上書告知漢朝,王莽命令持有中國、烏孫、烏桓、西域配中國印綬,這四種投降匈奴之人,匈奴皆不能受其降。王莽並遣使至烏桓,告知烏桓不必再付匈奴皮布稅,匈奴為此一度進攻烏桓,奪其人民,勒索以皮布贖回。

   王莽篡位後建立新朝,把漢宣帝頒給呼韓邪單于的金質「匈奴單于璽」索回,另發給烏珠留單于「新匈奴單于章」,;將「匈奴單于」稱號改為「恭奴善于」,後再改為「降奴服于」;王莽以武力強分匈奴居地為十五部,強立呼韓邪子孫十五人俱為單于,種種舉動目的皆以削弱匈奴勢力,激起匈奴不滿,開始向雲中、朔方出兵,並復邊境掠奪(註二十六)。 

   王莽死後,更始二年(公元24年),漢授還匈奴舊制單于璽,匈奴見漢室內亂,又日益驕縱。

註二十四:車師在漢與匈奴分別設立車師王之後,分成車師前、後國。
註二十五:即婼羌國,今中國新疆維吾爾自治區巴音郭楞蒙古自治州。
註二十六:<匈奴傳>頁3826:「及莽撓亂匈奴,與之構難……數年之間,北邊虛空,野有暴骨矣。



  《漢書‧匈奴傳》對匈奴的記載在此告一段落,之後匈奴的活動見於范曄的《後漢書‧南匈奴列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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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希特勒的繆誤

  早在1940年6月22日,當希特勒和85歲的法國貝當元帥簽訂停戰協議時,德國──應該說是希特勒個人就已經陷入了不可跳脫的泥沼之中。威廉二世花了四年,犧牲180萬人員仍無法達到的戰略目標,希特勒僅花了六週,僅犧牲了2萬7千人,這樣生涯成就的巔峰讓希特勒的權力無限膨脹並凌駕於國家之上。希特勒用豪邁的,不是建立在擁有基礎軍事素養出身,甚至連一個連都未曾率領過的一賭證實了德國參謀總部的論點是錯誤的:當德國攻擊波蘭時,法國陸軍會攻佔魯爾,並建立厚實的防禦工事。然而,連續兩次甜蜜的勝利喜悅沖昏了希特勒的頭,他開始不顧參謀總部的建言,不相信建言、批評、專業分析和客觀性,豐富想像力的大膽策劃在遇到突發狀況或是無法得知前線的作戰消息時,希特勒便會慌了手腳,進而一而再、再而三做出極端錯誤的戰略判斷。當希特勒自信滿滿地以為單用空軍就可壓倒性摧毀英國皇家空軍,再用在挪威海戰中損失慘重的海軍作小規模的點對點運輸(當時海軍只能對陸軍40個師的其中13師提供運輸)。後來的事實是,英國皇家空軍給了德國空軍當頭棒喝,並讓希特勒毫無預警地將英倫海峽的戰事無限期推延。而在戰爭初期極力避免兩面作戰的希特勒似乎被這突發狀況激怒了,他失去常理的判斷在1939年和三軍司令的會議中便可看出端倪:
  「俄國是英國最依賴的因素。某些事情一定在倫敦發生了!英國經完全消沉了,而現在他們又振作了起來……粉碎俄國,英國最後的希望也會完全破滅。那時,德國將是歐洲和巴爾幹的主人。」
  希特勒沒去思考雷德爾(Erich Raeder)所希冀的戰略目標:地中海。控制地中海能夠切斷英國和中東石油、印度、澳大利亞和遠東的聯繫,德國還可透過義大利、法國和西班牙進行三面包圍。如果說希特勒未將眼光放至俄國另闢東線戰場,而是在南方戰場打擊直布羅陀海峽和蘇伊士運河的話,英國在地中海的生命線被切斷後,英國在東方和南方的壓力勢必更形嚴重。但,希特勒始終迷信「英國毫無力量對付德國」,他深信只要在五個月內以閃電戰席捲蘇聯,德國就可獲得廣大的烏拉爾山區的原料【1】和蘇聯充沛的人力【2】。而希特勒對蘇聯領導階層的錯誤估計:認為他們已經整肅到無力抵抗德國集中入侵,更是重重賠掉了德國的精英戰力。

(2)The same:史達林

  史達林也和希特勒相似,他們兩個都因為自身的剛愎自用而在戰略上犯了許多錯誤。史達林在1930年代中期推動第二個五年計劃的途中發動了一次大整肅,從工業領導階層、技術人員、囚犯、軍官到紅軍參謀總部、高級司令部幾乎少有人倖免,這也是為什麼希特勒在評估蘇聯領導階層會認為其無力反抗德國的原因。史達林在1941年4月和日本簽署中立條約後,錯估了德國會對蘇聯發動戰爭的時間,史達林認為他還能有2-3年的時間可以準備;因此,在1941年德國發動戰爭時,中央、哈薩克、烏拉爾工業區這三個重要工業區才會如此輕易被敵軍佔領。而在1940年前不斷往西部戰線運送的燃料、糧食和原料,也被安放在伏爾加河以西,沒考慮到這些地區會被佔領的可能性去制定應急計畫。
  紅軍解散坦克軍團並重新建立機械化部隊也是1939年3月的事了,而且零散的組織──蘇聯新生產的一千多輛T-34型坦克和急需淘汰的陳年坦克混合在一起,坦克手平均實務操作坦克的時數還不到一個小時。各地的軍用機場仍然待工中,軍用機只能停靠在邊境缺乏防禦的民用機場內。

(3)推進開始

  史達林沒有在德國偷襲塞瓦斯托波爾港時做第一時間反應,而像隻鴕鳥般把頭埋進沙子內拒絕相信希特勒居然會是個背義忘信的卑劣小人(就算是也比他預料的要早了一年)。蘇聯指揮官們被打的措手不及,許多指揮部聯繫趨近癱瘓,沒有最高司令部和總司令,邊界還沒開始正式打仗,西部戰線的南北缺口在短短20餘天就達到了20英里。
  希特勒並沒有在第一次偷襲成功就將聶伯河和德維納(Dvina)河以西的俄國軍隊掃除掉,也沒有完成原先設定的三個戰略目標:列寧格勒、莫斯科和頓內次盆地(Donetz)。在德軍短暫暫停後便轉往烏克蘭,朱可夫(Zhukov)建議將西南線撤往聶伯河以後,史達林拒絕放棄基輔,結果基輔失守,俄軍丟了65萬名戰俘。
  10月是蘇聯陷入崩潰邊緣的時候,奧勒爾(Orel)被佔領,蘇聯政府在15號開始執行超級大規模的東撤計畫。當時蘇聯在1929年到1938年因為間諜、裝病、陰謀叛亂、未達生產目標、信仰上帝等罪名而被整肅的人高達上千萬;然而德軍對斯拉夫人殘暴的途徑迫使他們不得不向相同殘暴的史達林妥協。要不是這一次東撤計畫發揮出無可預期的高效率,「有數以百計的企業,數以萬計的計機床、軋鋼機、鍛壓機、汽錘、渦輪機和發動機……1360個大企業──大多是軍事工業──撤到了蘇聯東部地區。」光是列寧格勒就成功撤出了三分之二的工業設備。從蘇聯高度集中控制生產和全國人民強大的動員能力,足夠抵銷了史達林在對德戰略所犯下的一系列致命錯誤,也替蘇聯留下了一線反攻的生機。

(4)憂鬱的藍色行動

  德軍針對高加索地區的「藍色行動」打擊頓河流域的史達林格勒和高加索油田的俄軍,原來A、B集團軍若是交會於史達林格勒,蘇聯基本上是沒機會反抗的,因為史達林一直認為「藍色行動」是一個假情報,他被打個措手不及。如果史達林格勒在這時就已淪陷的話,那麼歷史就真的有可能改觀了──可惜希特勒犯下了一個致命性錯誤:他認為俄國人已經「完蛋了」,命令A集團軍掉頭攻打南邊的羅斯托夫(Rostov),這讓德軍先拿下史達林格勒再攻下高加索的兩次步驟,變成同時執行兩場戰役,分化了德軍力量。攻打史達林格勒的B集團軍再抽走第1和第4集團軍後只剩下6個集團軍,裝甲兵被抽走了不少。然後,蘇聯將羅斯托夫大部分的兵力及時撤走避免被合圍。德軍渡過頓河,雙方於史達林格勒交會。希特勒想粉碎這個蘇聯最高領導人為名的城市而不惜代價;史達林為了這個他曾在內戰中保衛過的城市而下令死守,一樣不惜代價。

(5)到了史達林格勒

  曾經被調走去攻打高加索油田的第4集團軍終於又被掉了回來,但此時蘇聯早已經加強了史達林格勒的防守。在整個9月到10月,希特勒始終未曾得手過史達林格勒。就算俄軍被打到只剩下一個伏爾加河岸邊的橋頭堡,俄軍仍不斷打退了德軍的轟炸和街巷戰。
  朱可夫意識到他們已經成功抵擋住德軍在史達林格勒的狂攻,於是他計畫從南北兩面總長200英里的戰線上調動100萬的兵力來圍攻保羅斯(Paulus)的第6集團軍22個師。希特勒拒絕提供有關於第6集團軍在翼側受到的俄軍包圍威脅援助,因此,蘇聯用三個集團軍進行反攻,並只花了5天就成功包圍住第6集團軍。
  原來戈林向希特勒保證能夠每天用運輸機投輸三百噸的原料給第6集團師,但後來運輸機的不足和天氣的惡劣打破了這項幻想。第6集團師要求在還有賸餘燃料之前就必須作突圍,希特勒拒絕並要求他們撐到春季──只要他們意志堅定就能夠實現。至於高加索的70萬A集團軍希特勒獲准了撤退,高加索油田直至大戰結束前,德軍再也沒有機會拿下。希特勒不答應羅科索夫斯基提供的投降,還將保羅斯升至為陸軍元帥以玆鼓勵。然而這並沒有多大的實質效用,保羅斯最後還是選擇了投降,希特勒在得知消息後氣急敗壞的說:「那個人應該槍斃自己!」

(6)俄軍的進步

  在史達林格勒會戰之前,德軍擁有太多的優勢,足以彌補德軍冬季因冰雪而被迫在莫斯科停滯的挫折;但希特勒在史達林格勒會戰中剛愎自用的表現,拒絕聽取不合他心意的情報,以及在史達林格勒會戰之前一次無可挽回的分兵策略,讓蘇聯得以有時間把在羅斯托夫的兵力調回保衛史達林格勒,並且堅守了三個月。俄軍成功讓德軍不敗的第6集團軍神話徹底破滅,蘇聯軍人在史達林整肅之後的武力自卑感也藉由這一場戰役重拾了信心,並在戰爭的過程中漸漸吸收了德軍諸如砲兵、空降部隊、通信、坦克機械化、計畫組織的軍事現代化。史達林和紅軍將領間的關係也進入了新的階段,朱可夫、華西列夫斯基(Vasilevskii)、諾維科夫(Novikov)等人獲得重用,1941年的政治委員制度也被廢除,單一首長制正式上路。

(7)分水嶺

  史達林格勒會戰不僅只是德軍在東線戰役的一次挫敗,更是整個歐洲大戰中重要的分水嶺,德軍投入在俄國的總體戰資源覆水難收,德軍也完全喪失了蘇德戰場的戰略主動權,正如德國陸軍總參謀長蔡茨勒(Zeitzler)將軍所說的:「我們在史達林格勒損失25萬官兵,那就等於打斷了我們在整個東線的脊樑骨。」;而蘇聯不但成功利用人民的對外一致反抗情緒有效的進行全國大動員,至此之後蘇聯的生產力優勢一直遠勝於德國──儘管蘇聯的後勤條件仍然極為落後,農業被破壞、工礦企業被德軍佔領,廠房用木頭蓋成,公共建設嚴重缺乏,農業生產人口的三分之二是婦女,青年工人被全國軍事紀律動員而被抓去當兵;但他們已經成功吸收了德軍的現代化經驗,蘇聯權力核心也再次大洗牌。希特勒高高在上的核心領導地位也逐漸開始動搖,軍方將領開始批評他干涉過多;慕尼黑大學的「白玫瑰」組織也公開發表了對希特勒投下反對票的宣言,這些人為了說出真話而付出了犧牲的代價。

(8)破滅的幻想

  希特勒仍始終幻想著,否定了史達林格勒後的對蘇聯的任何政治解決可能性:里賓特洛甫提出的試探媾和;戈培爾的向俄國人民發表政治宣言「同我們一同戰鬥,推翻可恨的布爾什維克主義、嗜血和史達林以及其猶太人同夥」;盧斯堡向俄國少數民族許諾恢復私有制、信仰自由及人民自治;蔡茨勒的「俄羅斯解放運動」。希特勒認為在戰勝前這些都不列入考慮,而在戰勝後又認為這些根本沒必要。而將國家資源過於投入在東線戰場,過度低估了美國的實力和英國的恢復力,沒有對地中海進行經營,以致於在史達林格勒會戰後德軍想再次對俄軍發動的夾擊策略「城堡行動」也因為盟軍在北非登陸而延宕,喪失了德軍先發制人的先機。德軍被迫再東西兩個戰場同時蠟燭兩頭燒,證明了德國在史達林格勒的失敗,顯示出德國的戰敗是遲早的事情無可避免。



注釋
【1】《人民觀察家報》,1936年9月13日
【2】《希特勒的餐桌邊談話(1941-1944)》提到:「斯拉夫人是一群天生奴隸,他們感覺到需要一名主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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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切的原由,都要起源於這句話:"Nothing has happened until it has been described."(一切不曾發生,直至它被描述。)

  西元一九二八年,維金尼亞‧吳爾芙(Virginia Woolf)受邀去英國劍橋大學僅有的兩個女子學院演講「婦女與小說」,講稿經過整理,於次年以《一個人的房間》為名出版。那個時代說遠不遠,距今不過七十年左右,然而女人還是投票所及就業市場裏的新鮮人,劍橋大學才剛准許女生能獲得學位。維金尼亞本人和她姊姊凡妮莎(Vanessa)就因身為女性,從小只能留在家裡,由母親及家庭教師教讀,無緣像兩個兄弟一樣上劍橋大學,接受正規教育,令維金尼亞一輩子引以為憾。或許就因如此,一來到劍橋(書中化名為牛橋),坐在美麗的秋日河邊思索女人、女作家的歷史地位與處境,不由得百感交集,思潮蕩漾到「無法靜靜地坐下去了」。

  「我就這樣急急的走過來,穿過了一片草地。立即有一個男子起而攔阻我了……他的面部表情是又驚恐又氣憤。不是理性而是本能使我清醒過來;他是位警官,而我是個女子。這裡是草皮,人行路在那邊呢。只有研究員和高材生們可以在這裡走;我該走那鋪碎石的小路……等我走上那小路時,警官的手臂才放了下來,他的面部才又恢復正常平和的神情……

  ……(我又想到)可以追隨蘭姆的腳印……到那……著名圖書館去……我定然是推開那門了,因為,立即那裡出現了一個像護守天神似的影子,以飄舉的黑袍而非白色的翅膀攔住了我,是一個不表同意的、髮鬚銀白的、和氣的紳士,他擺手要我迴轉時,低聲的表示歉意說,女子只能在一位本學院的研究員陪伴下,或持一封介紹函,才可以進入。」

  當時維金尼亞‧吳爾芙已是頗富盛名的文學評論家及六部小說(《出航》、《夜與日》、《雅各的房間》、《達洛維夫人》、《燈塔行》、《歐蘭朵》)的作者,主持在文壇甚有影響力的荷加斯出版社,並被譽為「意識流」派的開創者之一;然而這樣的成就並未替她贏得在男性建制中暢行無阻的證件。《一個人的房間》書中,這個歧視女人的傳統如此源遠流長,誠如一片「三百年來一直不斷的壓得很平的草皮」,或那個以收藏米爾頓、薩克雷、丁尼生等大師手稿為榮的劍橋三一學院圖書館,它「受到一個女子詛咒,並無礙其為著名的圖書館」,致使吳爾芙惱怒地走下石階,發下重誓,從此「絕不再請求優遇」。

  由於生長在一個「女子不教」的時代,吳爾芙和她的姊姊凡妮莎都無緣像她們的兄弟一樣進入劍橋大學,這樣的缺憾使維吉妮亞首先以「女性的失教」來討論女性所受到的不平等待遇。吳爾芙虛構了「牛橋」(Oxbridge)和「芬漢」(Fernham)兩個名詞,前者是對牛津、劍橋之類最高學府的戲擬,隱喻由男性把持,服務於父權體制的學術機構,後者則隱喻著女性的學術研究在資金、社會基礎、自身傳統積累等各方面的匱乏貧弱狀態。

  在象徵意義上,吳爾芙這一怒而去,奠定了她以「圈外人協會」創始人身分發聲的位置,從此展開在女人匿跡的歷史中尋其足跡的旅程,為現代女性主義文學批評寫下瑰麗的第一章。儘管「草坪比小路走起來舒快」,尋找女人寫作的傳統猶如在沙漠中探求水源,其路坎坷難行,但到二十世紀女權初興,枷鎖在女性身上的腳鐐才剛卸下一半,所展現出來的精力反而強健。看吳爾芙才在劍橋吃了閉門羹,第二天又精神虎虎,直奔大英博物館去「追求真理」,追問的第一個問題竟是:為何「男子(學院晚餐)飲酒,女子(學院晚餐)飲水?」,就知道她舉重若輕、見微知著的功夫。女人一旦以「小心眼」去質疑男人的「大道理」,大而無當的盲點勢必一一曝光。

  果然,知識最高殿堂裏面,男性大師論女人的著作汗牛充棟,卻無一能理性解答「婦女為何貧窮」的問題;某教授侃侃而談什麼「女性在智德體三方面的低劣」(The Mental, Moral, and Physical Inferi-ority of the Female Sex),反而暴露出男人貶低女性以張揚男性自我的騙術,以及父權社會必須視女人為第二性的心理機制,五百年來打壓女人的囂張跋扈男性形象就此原形畢露。吳爾芙在這裡談笑用兵,揶揄嘲諷無所不至,比西蒙‧波娃(Simone de Beauvoir)正面提出「男人以女人為他者」的觀念,整整早了二十年。

  吳爾芙以十五世紀為起點,一路帶領讀者尋找歷史上的女作家。古早的歷史使女人空白,她便召來比歷史更真實的虛構人物─—或是一個十六世紀的女巫被扔到波心,一個女子附了魔,一個聰明的女子兜售草藥,或者一個偉人有位賢母,她們共同的名字可以叫做莎士比亞的妹妹,那個未得機會發展的詩人─—和哥哥一樣才華橫溢,但可能什麼都沒寫,就因為有志難伸而發瘋、自殺了。沒人知道她們,因為男人撰寫的歷史只會使女人健忘,而非使女人有記憶。

  吳爾芙一方面提倡「雌雄同體」的寫作理想,再次強調寫作的物質基礎,一方面呼籲一個非虛構的、真實的「莎士比亞的妹妹」能在歷史中誕生。儘管吳爾芙的女性觀點被批評為「紳士派、唯美主義」(snobbery, aestheticism),認為吳爾芙關切的是「天才型女性」而不是一般普通的女性,所訴求的是「創造一個可以讓莎士比亞的妹妹發揮才華的世界,而不是一個平凡主婦可以合法擁有財產的世界」,但吳爾芙認為女性受制於異化勞動、受制家庭無償勞動,應是所有階級女性共同面臨的噩運。吳爾芙所謂「莎士比亞的妹妹若出生於勞動家庭就無法寫作」的說法,並不是對一般勞動婦女的歧視,而是對所有婦女受制於「服務男性」的勞動而無法展現自身才華的深刻同情。

  對於女人的懷疑和思辯精神,吳爾芙提出的肯定,是一種相當大的鼓舞,過去婦女之所以「唯唯諾諾」,可能由於社會大環境的影響,但還有更值得深思的一個問題,除了她們是否能夠自省、反思,誠實面對自己,不逃避女人所面臨到的各種難題、挫折、困境,如果男人都可以起而鼓吹女性主義,為何女人竟然如此不自覺?

  回顧了從十六世紀到十九世紀「女性寫作」的歷史,審視這段漫長歷史中短暫的女性寫作歷程。歷來女性作家若不是因為遭到譏諷而陷於憂鬱,就是逃離人群而自我封閉,直到十七世紀碧恩太太(Mrs. Aphra Behn)開始進行「商業寫作」,也就是實際上是迫於生活而利用寫作獲取經濟收入之後,一場「比十字軍東征和薔薇戰爭還要重要的中產階級婦女寫作」才真正開始。

  吳爾芙強調「經濟獨立」在女性自主上的重要性,而女性經濟自主的障礙主要來自婚姻、家務、生育「三大鎖鍊」。吳爾芙認為,只要女性被限制在「家庭」的牢籠中,缺乏賺錢和管理自己財產的機會,就會把經濟大權拱手讓給男性,沒有財產權,女性就只能永遠徘徊在知識和教育的門外。吳爾芙坦承,若不是她的姑媽墜馬早逝,留給她一年五百英鎊的遺產,她很可能無法擺脫一般婦女的命運,在家操勞家務或外出賺錢以維持生活,而「想到(自己)那一點點天賦的才能,卻不能發展,無異於死」。在吳爾芙看來,「女性生育」和「女性寫作」是截然對立的,她指出歷史上傑出的女性作家,如珍‧奧斯汀(Jane Austine),喬治‧艾略特(George Elliot),勃朗特姐妹等,都是單身、不育的女性,因為沒有一個婦女在生育十三個小孩之後還能經營著自己的經濟產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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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若不是珍‧奧斯汀(Jane Austine)從小就受到其父喬治.奧斯汀(George Austen)牧師與其母卡珊卓拉.李‧奧斯汀(Cassandra Leigh Austen)女士積極鼓勵文學閱讀、書寫創作,加上虔誠的奧斯汀在女方來自上流社會家族的協助、影響,在兄長亨利的資助下,也才能出版第一本小說《理智與情感》。

  然而一九二、三○年代,歐洲籠罩在兩次大戰之間的陰影下,女權運動處境尷尬,直到《自己的房間》書出之後四十年—在一九六○年代末,世界第二波婦運風起雲湧時(第二次世界大戰之後,各國男性急欲從女子手中奪回戰時失落的工作機會,因此極力捧高女性地位、尊崇女性及婚姻的神聖,期望藉此將女性「送回廚房」而不要出來和他們爭奪賺錢的機會。許多女性就此被說服,乖乖回去做賢妻良母,重新回到只有柴米油鹽的日子。就這様,美國的婦女運動沉寂了好一段時間;一直到貝蒂‧佛利丹所寫的《女性的奧祕》出版之後才又爆發了第二波婦女運動,喚醒了婦女追求解放和女性主義的意念。),才真正發揮影響。此書被列為必讀的女性主義經典,公認它為全世界女人打開了改寫歷史的空間,並激發了女性主義文學批評的熱潮,至今方興未艾。

  幸虧有如貝蒂‧佛利丹(Betty Friedan)、西蒙‧波娃等人的奮力不懈,持續為女權運動喉舌,才能使得吳爾芙在《一個人的房間》中的經典名句:"A woman must have money and a room of her own if she is going to write."(如果一個女人要寫小說或詩,每年就必須有五百英鎊的收入,和有一個有門鎖的房間。)不至於埋沒於歷史的洪流之中。



參考文獻:

維金尼亞‧吳爾芙(Virginia Woolf),《一個人的房間》(A Room of One's Own)

宋國誠,《形上的流亡:沒有答案的人生──維吉妮亞‧吳爾夫崩潰中的書寫》

李碧鈴,《女權運動與中國婦女地位的轉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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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篇報告是以傣族簡史來端看歷代中共對於傣族所實行的民族政策。

  在開始探討中共對傣族的民族政策之前,必須要先注意到一個中共在撰寫各少數民族歷史時,有著很獨特的見解:是馬克思(Karl Heinrich Marx)、恩格斯(Friedrich Engels)、毛澤東和史達林(Joseph Stalin)、甚至是周恩來的思想所影響著其政策走向。這一連串的民族理論貫穿了中共看待少數民族歷史的思維與角度,同時也是中共在制定統治少數民族的政策上,一個意義非凡的中心思想。

  一切的原點,要回歸於馬克思在西元一八四三年發表的《猶太人問題》(The Jewish Question):政治解放是資產階級革命,人類解放是指社會主義革命,社會主義革命要把一切受政治和社會壓迫的人民給解放出來,這也包括了世界各民族,以達到各民族完全的真正平等。

  西元一八四七年,恩格斯在紀念波蘭起義的國際大會演說上發表他的想法:「任何民族當他還在壓迫別的民族時,不能成為自由的民族。要使各民族真正團結起來,就必須消滅現在的所有制關係。無產階級對資產階級的勝利,同時就是一切被壓迫民族獲得解放的訊號。」這一句話意義深遠,因為他囊括了日後中共的民族政策與其思想,「資產階級的壓迫」橫亙了整部少數民族史。

  毛澤東認為中國各民族在各方面都存在著交流,而這交流形成互相依賴的關係,不斷衝擊剝削階級實行民族壓迫,最終必會走向統一。地主階級和資產階級在民族關係上表現出來的反動(被毛稱為國民黨思想)需要在五個方面著手:一般(全世界皆有的民族問題)與個別(差別和特殊性)、整體與局部(五十六個民族的整體和各民族間的關係)、原則性(堅持社會主義的改革)和靈活性(根據民族差異制定自治區)、抓矛盾點確立重點(反對大漢族主義,注重以社會主義的改革路線來幫助少數民族的經濟和文化發展)、調查研究。日後中共在統理少數民族的政策上,由毛澤東的五點確立了具有中國特色的民族政策,周恩來著手規劃其具體內容。周恩來在中共建國初期頒布了《中華人民共和國民族區域自治實施綱要》,並修正當時國內流行的史達林的民族論點,使其和毛澤東的民族論點相互結合,形成適用於中國的民族理論。

  敘述完中共其對於民族政策的中心思想,再來要開始進入主題:

  在中國境內的傣族多半分布在雲南的西雙版納傣族自治州和德宏傣族景颇族自治州,在此只描述西雙版納傣族自治州。

  在中共所撰寫的傣族歷史中,很強調一點,那就是傣族在遭受到中共的社會主義改革解放之前,西雙版納就保持著完整的封建領主制和奴隸制,一切土地盡歸「召片領」所有,召片領是領主集團的總代表,是西雙版納的最高所有者。耕種領主土地的奴隸,必須向領主繳納實物地租,奴隸耕種了領主土地後,也就失去其人身自由。《明史‧雲南土司傳》的「威遠」記載:

  「永樂二年(西元一四○四年),算黨為車里所擄奪其地,命西平侯諭之,乃還算黨及侵地。八年(西元一四一○年),威遠州奏;其地與車里接境,累被各土司劫掠,播孟實當要衝,乞置巡檢司,從之。」

  由上引史料得知,直到十五世紀初,西雙版納及其郊近地,雖已發生封建性的土地併吞,但各部之間仍帶有奴隸制下的掠奪行為。

  西元一九一一年,中華民國於西雙版納設縣,但仍准第三十六代召片領刀承恩襲車里宣慰使(十二版納的中央政府為車里宣慰使司,車里宣慰使是最高行政首長)世職,直到一九四九年第三十八代刀世勛時,中共宣布解放才停止召片領的世襲。

  民國時期,傣族對政府負責的負擔仍舊沉重,主要分為兩大類:一是政府明文規定的徵收項目,一是官吏各式各樣的敲詐勒索。政府的明文徵收,有門戶税、行政費、渡口税、屠宰税、牲畜交易稅、抗戰時期的救國公債等等。

  在中共建國之初,就把馬列主義和中國各民族的實際情況,把實行自治區作為中共「解決民族問題方針」的辦法。一九四九年的中國人民政治協商會議制定的《共同綱領》中指出:「少數民族聚集的地方,可實行區域自治。」依照國家法律的規定管理地方財政、國家的軍事制度組織公安部隊、制定自治條例和單行條例。

  於是,西元一九一五年二月,中共中央派遣的中央民族訪問團在佛海縣召開了西雙版納的各族人民代表大會,實際上是成立西雙版納傣族自治州的第一次籌備會議。在五月的第二次籌備會議中,宣讀了《民族區域自治實施綱要草案》,其後通過了自治區籌備委員會的名單,成立自治區籌備委員會。

  中共在成立自治區時碰到到了幾點難題:

  一、對於傣族的車里宣慰使和土司制度的存廢,中共以「哈尼族、布朗族、拉祜族在歷史上受傣族的封建領主所統治,中共有義務確保各民族實行其民族自治權」的理由把以上兩項給廢掉。

  二、以傣族為名的爭議:傣族在當時佔西雙版納的總人口百分之五十二;哈尼族、漢族和其他少數民族總合百分之四十八。這導致其他民族對於「為何單用傣族為名」產生了相當大的反彈。

  三、西雙版納是傣族在西元一五七○年才出現的稱呼,反對人士抗議:「西雙版納是傣族宣慰使的統治區名稱,為宣慰使勞役、納款的負擔單位,有舊制度的味道。」

  四、自治區首府設置地點的爭執。一部分民族認為,首府地點的設立對他們而言,具有更多的資源可以運用,於是各地都爭相要求設置首府,最後在歷史背景、經濟文化、發展潛力等條件下,才通過以景洪縣的允景洪鎮為首府。

  在中共或調停、或勸說、或強迫的手段下,終於在一九五三年正式召開第一界各族各界人民大會。一九五五年,西雙版納傣族自治區改名為西雙版納傣族自治州。

  中共在自治州下設立了財政局和稅務局,並實行「三照顧」,分別是:

  一、流動資金比內地高,利潤留成比內地高。

  二、對生活必需品實行最高限價。

  三、對農產品實行最低保護價。

  另外還有實行於邊界山區的「三免費」:小孩讀書、看電影、治病均免費。

  除了海關稅、企業投資的收入稅外,農業、鹽井、茶、釀酒、屠宰等稅統收統銷,在西雙版納徵收的稅目只佔全國、全省的百分之五十五,稅率也較內地低,並免除了傣族重大節慶時的屠宰稅和自行車牌照稅。

  毛澤東說過:「要徹底解決民族問題,完全孤立民族反動派,沒有大批少數民族出身的共產主義幹部那是不可能的。」因此,在自治州內培訓共產黨的幹部就是重要的一個課題。少數民族出身的共產黨幹部來源有兩項:一是由共產黨直接挑選物色青年參加民族工作隊,藉由土地改革運動、團結生產、反帝(帝國主義)愛國作為考察成績的評比;一是開辦學校和訓練班。

  關於「和平協商的土地改革」,是共產黨針對西雙版納那些「階級壓迫制度、封建領主制度」,為了解放村莊生產力,擺脫中間剝削的高壓負擔所做的改革。原來在中國漢族農村的,採取狂風暴雨式的土改,在族群複雜,又有強鄰壓境的雲南是不適用的,所以中共採取了「和平協商的土地改革」。《和平協商土地改革條例》內明定:廢除封建領主土地所有制,同時廢除領主和地主的官租、地租、勞役雜項、高利貸、貢賦、特權、債務,實行農民土地所有制。至於在重新分配領主土地時,會預留一份和農民相同大小的地,讓領主成為自食其力的勞動者。

  在大躍進時期,西雙版納出現了大量的高級社、初級社和十九個人民公社,由於社大人多,管理困難,再加上當時的「共產風」興盛,講究吃大鍋飯的精神,給西雙版納的生產經濟造成了極大的破壞。文化大革命十年,人民公社又達到了高潮,生產長期停滯,西雙版納內的人民糧食來自回銷,生活靠救濟金,生產靠貸款。文化大革命後,鄧小平恢復了定額管理、小包工、評工記分等辦法來重新刺激生產。十一屆三中全會確立了以聯產承包到戶為主的農業生產責任制,並在一九八四年撤銷人民公社。

  最後,在寫報告的三本書內,都會提到「少數民族在黨中央政策生活水準獲得了長足的進步與改善」之類的話語;但我在網路上找到的一篇關於溫家寶在二○○八年三月底訪問雲南省德宏傣族景頗族自治州時,當地農民提到了他們生活的諸多困難,包括農業生產成本高、鄉村衛生院條件簡陋、農村教師住房困難等問題,對照著書上十幾二十幾年前的照片,我不禁納悶,是否真有如書中所說「長足的進步」?

  再說,書裡頭將中共的民族政策極度渲染美化,尊重當地信仰宗教、自治自由之類的話,甚至連民主這詞語都大剌剌的用出來了;不過事實真的是像中共所監控下完成的簡史那樣美好嗎?

  少數民族在宗教上的信仰,常常不僅僅是簡單的信仰問題,而且是他們維繫族群生存、團結和發展的重要精神旗幟,是理性和感情的高度結合,甚至是生命意識最重要的組成部分。但是,中共一方面指斥宗教是精神鴉片,一方面卻用權力和暴力強迫人民信仰馬列主義,這就對篤信宗教的少數民族人民帶來了致命的壓迫。中共和它的軍隊,中共和它的文革,中共和它在少數民族地區的實際掌權者們對少數民族宗教、宗教設施及宗教事業的戮力破壞和摧殘,實在不能不說是對少數民族人民心靈的最大傷害和殘害。

  雖然每一個少數民族地區都有所謂自治區、自治州和自治縣的招牌,但是,每一個自治區、州、縣政府的主要領導人,都必須是漢人,或必須是已經完全皈依了中共的人,都必須接受中共同級自治區、州、縣地方黨委全方位專制領導,這就將少數民族地區的所謂自治,全然翻作了一篇篇假話。這在漢族地區,人民尚因為自己是漢人而少了一分民族情緒上的反感,但是,在少數民族地區,少數民族人民則無疑會對這種完全虛假的自治,充滿憤懣之情。

  中共以馬列的「階段鬥爭」理論和毛澤東的「民族鬥爭問題說到底還是階級鬥爭問題」的「鬥爭理論」為根據,在少數民族地區以進行階級鬥爭來實行民族鎮壓,造成了少數民族人民對於漢族人民、直至對於整個中國的巨大離心力量。因為,無論中共怎樣地壓迫和殘害漢族人民,都還不會造成漢族人民的民族分裂和民族獨立意識。對於同漢族人民不同種,不同族,甚至是不同文字、不同文化和宗教的少數民族地區人民來說,中共用鬥爭的方法,專政的方式,特別是暴力鎮壓的手段來對付少數民族人民,無疑只能形成由民族壓迫所造成的民族對抗局面。而由民族壓迫所導致的民族對抗,其最後的結局,不是少數民族的消亡,便是少數民族的分離和獨立。由是,中國境內的少數民族問題,就勢必要演化成為少數民族地區人民與漢族人民的關係問題,直至和中國的關係問題。並且,國家認同和國家分裂的問題便會接踵而來。

  因此,在閱讀中共出產的其各少數民族簡史時,我們不得不以更謹慎的態度,思索並考證中共對各少數民族的政策,其完善程度是否真能如書中所言。

  參考書目:

  《西雙版納傣族自治州》編寫組,《西雙版納傣族自治州概況》,雲南民族出版社,1986年一版。

  李廷貴、范榮春,《民族問題學說史略》,貴州民族出版社,1990年一版。

  江應樑,《傣族史》,四川民族出版社,1983年一版。

  辛灝年,《誰是新中國──中國現代史辨》,Published by Blue Sky Publishing House,1999年一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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從12點看到2點,睡到4點半再爬起來看,看完才打,連同校稿拖到7點半...累死我也。

李若文妳真的很會挑時間,啥時不挑,偏挑最忙的歷史週報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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史料考證一直在中國史學發展史上佔有很大的地位,因此史學家必須穿梭在各種經史之間,網羅文獻,嚴密的考證,以達到言必有據的地步,再者就算是第一手的文獻,也不能直接接受,因為也有可能是經過人的偽造、缺頁,抑或是內容過簡,因此考證的困難自然是不在話下。我們此組引用《歷史與傳說:鄭和艦隊到過台灣?》來分析歷史考證的做法和其重要性。

從本文利用《三寶太監西洋記通俗演義》這本不屬於正統歷史著作的章回小說做破題,再跳到結語來看,作者在結語提到的一連串著作,如龔柴的《臺灣小志》、梁啟超的《祖國大航海家鄭和傳》、甚至是「錯誤的開端」史料《東番記》,都是在同一個時空背景,也就是當時中國受到外國諸強勢力打壓,深感國之將亡的悲憤,遂在史料上加油添醋,企圖塑造一個領導民族精神的領袖形象來挽回瀕臨破碎的中國民族精神。由此我們便不難想像,史料的「無意錯誤」或只是一個個人論點,在經由他人轉抄和「有意錯誤」的情況下,錯誤的論點也會變得更加強大,而經由後世的學者一再引用,導致一錯再錯的情形發生,這正是文中所提顧頡剛先生的觀點:「層累造成說」。貫徹文中史料的軸心,在地方志的穿鑿附會之下所衍生出的中國民族情節,正是這些「假想」史料的基礎根源。

本文對鄭和到過台灣以及種種事蹟提出懷疑主要有三點:

一、通俗性著作《台灣傳奇》詳細記載鄭和在臺南和鳳山遺留三寶的經過;但查證蔣毓英的《臺灣府志》就發現其矛盾:裡頭的三寶太監姓王而非鄭,是和鄭和一同出訪多次的王景弘。

二、郭廷《臺灣史事概說》一文提到,鄭和到過台灣僅此幾則傳說:一是東番(臺灣)未對明朝納貢而用兵;二是鄭和最後一次遠航因風停留赤崁,並在赤崁大井取水、在鳳山種植三寶薑;三是王景弘取代鄭和來臺,《臺灣府志》將《福建通志》中的鄭和改名為王三寶就是一個證據。

作者引用徐玉虎《鄭和「鳳山植薑」「投藥」與「赤崁涉水」考》之文,文中認為種種事跡乃附會於太監王三寶傳說,稱此事為鄭和所為則缺乏史料佐證;另外赤崁一地非今日臺南之赤崁,而是今日越南的「藩切」或「Kega」。因此對於鄭和來臺一事,徐玉虎雖持否定態度卻也無法否定其可能性。

另外,根據申時行《大明會典》提到:「小琉球國不通往來,不曾朝貢。」文中的小琉球泛指臺灣(朱元璋《祖訓》),也就是說,鄭和因台灣未進貢而出兵攻打事實上這個論點是不攻自破的,因為鄭和並無出兵的動機。鄭和下西洋有一定航線,其目的以政治和經濟為主,位於東洋航路上的東番自難成為鄭和船隊的目的地。

至於鄭和曾在第七次出使路經臺灣,郭廷從《星槎勝覽》指出,第七次使者費信未曾到過臺灣,此可推斷鄭和「舟泊赤崁」乃不正確之事。然而作者認為郭廷說法有欠周延,作者認為並不能以費信到達臺灣與否來斷定鄭和和王景弘並無到過臺灣。

三、有關於鄭和下西洋的主要記載史料有三:

(1)伴隨鄭和出使者之記述:馬歡《瀛涯勝覽》、費信《星槎勝覽》、鞏珍《西洋番國志》。

(2)帝王施政大記事:《明實錄》。

(3)鄭和下西洋相關石碑共十二件,其中主要以泉州《鄭和行香碑》、江蘇婁東劉家港天妃宮《通番事跡碑》、福建長樂南山寺《天妃靈應之記碑》較常被拿來做個別探討。

上述文件諸碑,紀錄著鄭和累次出使所經歷的國家、港口、當地見聞,在這些一手史料上頭均未出現任何有關鄭和和王景弘曾到過臺灣的字語。《明實錄》紀錄鄭和航海行程之規劃,也未見鄭和船隊抵達過臺灣的紀錄。

第一次道出鄭和到過臺灣的史料為萬曆三十一年(西元1603年)的陳第《東番記》,距離鄭和下西洋(宣德八年,西元1433年)距離已相隔一百七十年之久。

《東番記》一文提到:

「永樂初,鄭內監航海諭諸番,東番獨遠竄,不聽約,於是家貽一銅鈴,使頸之,蓋狗之也,至今猶傳為寶。」

這句「鄭和到過臺灣」的原始材料有其可靠性缺陷:

(1)此論乃歷經一百七十年後才出現的孤證,陳第引用何處史料根據已不可考,也缺乏說服力。

(2)永樂初年在歷史時間上交代得過於模糊,無法得知究竟是哪次出航的紀錄。

(3)貽銅鈴一說有種族偏見(大中國民族主義)的心態,實難成為歷史事實的根據。

作者認為,中國和臺灣在明代晚期以前所進行的接觸,是間接而非直接,中國所能影響最遠的地帶也僅此於澎湖。作者用考古文物說明,澎湖在五代和宋元的文物、遺址出土上,數量要遠較臺灣為多,臺灣出土早於明朝的文物僅有幾件宋元的錢幣和瓷器。

又南宋文獻《諸蕃志》所言「毗舍那」,可能為今日臺灣:「毗舍那語言不通,商販不及...與其國密邇,煙火相望,時至寇掠...」

明朝生員陳學伊在《題東番記後》提到:「假令不有沈將軍今日之巨功,吾泉人猶未知有所謂東番也。」可見就算是在明朝中晚期,中國人對臺灣的認識還是極少。

緊接著在萬曆四十五年張燮的《東西洋考》又增潤了《東番記》內的論說,在有關鄭和船隊到臺灣的敘述沿襲著《東番記》;然而同樣地《東西洋考》也有兩大缺陷:

(1)在空間上把北臺灣的雞籠(基隆)和南臺灣的北港相提並論,混為一談:「雞籠山在淡水洋彭湖島之東北,故名北港,又名東番云。」

(2)雞籠、淡水和琉球屬於東洋航程,和鄭和所路經的西洋航程屬於兩條不同的航路。而張燮並未加以說明。

陳第和張燮的記述,在清朝時期得到《明史》修編者的認同而引入正史,在受到官方正史的背書之下,使得兩人的論調可信度大為增加。這開啟了日後在寫到鄭和時不能免俗的一貫錯誤,後者引用前者之誤而未加以考證,導致持續以訛傳訛。就連梁啟超也不能倖免的引用到:「外國傳雞籠條下言,鄭和惡其人,家貽一銅鈴,是臺灣島(鄭)和所曾履也。」

此後,清代的臺灣府志、地方志,都有關於鄭和至台的紀錄,而且事蹟愈加愈多。

蔣毓英《臺灣府志》提到:

「臺灣古荒裔之地。明宣德間太監三保下西洋,舟曾過此,以土番不可教化,投藥於水中而去。」其中內文也提到了藥水(投藥)、大井(取水)、三寶薑。

雖然文中有附加「故老之傳聞」、「相傳」,但這些論調正逐漸強化鄭和船隊到過臺灣的「事實」。《東番記》的記載,經過《東西洋考》和明史轉述,再轉述於許多臺灣方志。

臺灣方志的出產,係以短時間內集結人力,廣泛蒐集資料而成,取材過於紛雜並標準不一:有地方衙門檔案、採訪、編者個人論作解析、抄自前人筆記傳聞,而最後一個取材方式,正是「鄭和到臺灣」接連不斷相傳的最主要因素。

況且,在編寫臺灣方志的編者多以漢人為主體,他們贊同歷代文獻對漢族開發臺灣的記載並表示肯定,在「以漢人文化為主幹」的優越感前提之下,因此頗能接受「王三保舟下西洋,因風過此(臺灣)」這等口述論調。

隨後撰寫臺灣府縣志者,用了兩種變通方法來處理轉載的記述:

(1)質疑轉載內容,提出其他合理解說。

(2)接受轉載內容並註明史料來源。這一種「言而有據」的模式讓後世學者輕忽考證,而信以為真的轉載。乾隆年間范咸《臺灣府志》可以清楚看到:

「鳳山縣有薑名三保薑,相傳明初三保太監所植,可療百病(按:《香祖筆記》)。」

由此可見,范氏在鄭和船隊在臺灣的傳聞,註明出處和史料來源,更增強了「言而有徵、言而有信」的作用。

有關鄭和船隊過臺的記載,乾隆年間的臺灣府志,引用內容不出於康熙年間的臺灣府志、筆記;然而康熙年間的臺灣府志,卻無法再提供鄭和船隊傳說的史源。

在最後將「鄭和到臺灣」的傳說匯流和統整成真正史說的,是連橫的《台灣通史》。《臺灣通史》吸收並整理了余志內《續修臺灣府志》和王必昌《重修臺灣府志》的資料並加以系統化,混合加工成今日的「鄭和到臺灣」史話之面貌。在連橫《臺灣通史》的催化下,鄭和到臺灣已由傳說轉變成一個「歷史事實」。

由此我們可以與課堂上的內容相印證:「歷史的智慧,始至於懷疑。」正因為史料會隨著自然(時間、年代、地點遷移;天災、風化、保存不易)和人為(記載能力、真實程度、作者信用)所導致的史料散佚、意義扭曲等等,背負有意義解開真相的歷史學家,就更應該要在歷史考證這門功夫上多下苦工,才不會像本文題材所說,「鄭和到臺灣」的以訛傳訛,由傳說到歷史這等滑稽之事了。



參考文獻:江政寬、陳秀卿《歷史與傳說:鄭和船隊到過中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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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此篇文章以「反智」與「智性」、韋伯(Weber)二分法中的「傳統」和「現代」作為解釋相權和君權之間的互動關係。作者引用了魯道夫夫婦(Rudolph)的觀點,認為傳統與現代化之間,存在著辯證式的關係,是兩者之間的一道銜接橋樑,在時間條上進行揉合式的互動。

  作者指出中國傳統思想中反智的成分被依附在法家、黃老道家和法家化的儒家中,而反智的核心樞軸是「尊君卑臣」這一個觀念原則。作者認為,君權的掌握者,通常在保護自己權力上不遺餘力,是非理性的掌握;而相權和君權是一種依附關係,相權是君權為了控管掌握國家行政的官僚體系,所設計出來的一個核心樞紐。然而君權的「絕對性」、「最後性」、「獨占性」遭到相權顯形或隱形的侵犯之下,皇帝就會利用權力轉移的手段(近臣、宦官)來分散相權的力量以達到君權擴張的目的。

  中國受儒家文化薰陶極深,在君權的約束上也用「天」、「理」和經典教育來試圖培育出一個完美模型下的皇帝,家法和古訓也同樣可以達到制約的效果,同時也是阻撓改革的一把雙面刃;然而君權的使用可以讓以上的約束保有彈性空間,進而讓這些約束力失效而加強了君權的使用上綱。這時候第三種約束力就會挺身而出來抗衡君權的過度擴張,那就是官僚制度。

  官僚制度剛開始也是依附君權而生,目的是君主方便管理國家的一部行政機器;隨著時間日久,官僚體制在吸收了「國家公僕」和「人民利益的法度」這兩個概念後,會逐漸脫離君權的全盤掌握,形成一個擁有自主意識、自主運行機制和高客觀性的一個有機體的存在,即使是君權也無法盡數破壞這個存在,或是強行灌輸君權的意志。在君權無法對官僚體制進行大規模破壞之餘,就只好拿代表「百官之首」的相權進行開刀,這也就是相權隨著時代的演變也跟著進行「波紋式的循環發生」:皇帝集團下的近臣逐漸掌握權力,進而取代原先的相,隨後在公僕觀念興起(從私臣到公職的心態轉變)後,又和君權相抗衡,又再一次重複取代的動作。

  作者舉太宗破格在政事堂會議中安插一個殿中侍御史的小官的例子,來說明君權就算在現有環境的固形之下,也會運用有形無形的勢力和手腕來對整個環境(不同地區的勢力對峙)進行微調,微調到能夠君權順利擴張而不被阻撓威脅的情況。隨後相權在不斷被君權打壓之下日漸萎縮,在宋代相權已失去兵權和財政權,僅留下行政權;到了君權勢力達到歷史高峰的明代,廢相之舉已是水到渠成之事(雖然日後有內閣取代性質)。

  作者最後提到,非理性的君權必須以非理性(武力)來捍衛自己在政權上的合法壟斷地位,而理性的官僚體制必須以專業分工的理性規劃角度來管理國家,因此在兩個基本面就互相矛盾的局勢之下,勢必有一方會遭到另外一方擴張勢力下被擠壓發展空間的犧牲品,而原本是依附在君權之下的相權,自然就成了這冤大頭。而君權為了能有效掌握相權的控管能力,就不得不樂於和宦官分享君權的獨占性,也就演變成歷史上每朝的宦官,地位會隨著君權高漲,聲勢也水漲船高的景象,與其說宦官之權是依附在君權下而逐漸孳生的產物,倒不如說是君權分割後的另外一個政治實體,用來干涉整個官僚體制的運行。

  作者結論為,君權乃歷史演變下的產物,也順著時代演化而跟著消逝;然而國人在長期的薰陶之下仍然產生一種冀望權力集中的強者領袖才是最有效率之現代化途徑的潛意識,若是單純憑藉著傳統中非理性的力量來驅動現代化的工程,結果只會和現代化相形漸遠。



  在書中作者有提到,中國的官僚體制在早期就已經發展成為一個具有高度理性的客觀有機體(請容許我使用此字眼),官僚體制在發展初期主要偏重於農利事業和相關的附加工程,或以此為軸心而呈現放射狀的經濟導向,在後來才慢慢導入儒家系統的禮(別身分尊卑,約束高階貴族宗室的統治工具)、法(約束基層百姓的籠罩統治工具),隨著地方分級(郡縣以降)的精緻化,官僚體制也勢必得走向專業分工來統理這個核心概念一統的大帝國。

  作者提到了英國的官僚制度,和中國很不同的一點是,英國的君權和相權並非像中國般是主(君權)從(相權)關係,而似乎是兩條有聯繫點,卻各自經營發展的平行線。發展到最後,英國的相權已經不亞於君權,甚至於取代了君權的進一步發展。代議政治在歷史上和君權相權的勢力消長,的確是個震撼彈。由英國來比較中國的官僚體制,中國在鴉片戰爭後對外的資訊開放,才慢慢走入了世界的政治思想潮流之中(雖然也走的腳步蹣跚),若是無這一個歷史的轉戾點,中國的君權沒落恐怕還要再多晚個幾十年,甚至是幾百年。歐洲固然也有君權膨脹至高峰點的時期(法國路易十四的君權神授、俄國的彼得大帝、普魯士的腓特烈大帝),但要像中國這樣君權強勢重壓著相權的景象恐怕也是罕見。

  原因在於,中國的官僚體制存在著一種微調性的僵化,而法(在書中解釋為客觀化的官僚制度,也是治理國家的基準)卻存在著微調性的彈性。我的想法是,綜觀歷朝,在改革換代之虞,在制度面上多會參考前朝的優良面而承襲下去;皇帝的言行準則也必須緊依照儒家的「聖王明君」這個大框架去進行揣摩,在整個官僚體制都受到儒家思想的薰陶之下,任何事情就都有一個前車之鑑(就是先例、榜樣);然而正因為這股「先例」,讓中國政治在進行大刀闊斧的全面性改革時,自然就遭受到傳統利益人士(稱為守舊派有點劃地自縛的味道)的強力阻撓,最後都無疾而終,以失敗收場,而只能進行微調式的小幅度改革。

  然而君王在行使君權時,常常會受到官僚體制客觀性的阻撓(在這裡簡略稱為法),在君權不能忍受受到挑戰與侵犯的大前提之下,自然會動用君權內的「絕對性」和「非理性」對權力慾望的衝動,來對法進行合理化的去除障礙,這使得中國的法充滿了明文條例,其實質內容卻充滿了不確定性,在地方層級的官員在判案時,不是使用判例,就是自由心證(遵循禮制規範、道德感、收受賄賂),難以落實普及法規法治,人民也缺乏對法治的概念。相反的歐美國家就十分注重法治的重要,也因此在率先保障人身(財產權的保障尤其重要)之下,歐美才能夠以突飛猛進的速度發展工商業,這一點就是中國在近代以前始終都無法盡善盡美的缺憾,是制度僵化和彈性化兩種矛盾下的衝突產物。

  端看日後歐洲君相權之間的平行發展,和中國君權強勢擠壓相權的發展空間,到近代的歷史看來,雖說是以結果論來評析成敗,不過就客觀背景來看,當時的中國為了承擔一個概括性的人口龐大帝國,不得不上行下效的,以一個模糊的精神概念(隆禮重法)來統治國家,才讓君權有了長足發展的絕佳機會。



參考書目:余英時,《君尊臣卑下的君權與相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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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報告的內文,來自國家地理雜誌八月刊《致命的競爭》。此文章主要在探討古典馬雅的崩壞,公元800年是重要的分水嶺,此年過後,馬雅人口消失了90%到99%之多。

首先必須釐清一個觀念:馬雅並非一個統一的大帝國,擁有完整的中央官僚體系;而是多個小國或城邦所共同組成的一個文明區。城邦之間會為了人口過剩、貿易衝突、搶奪土地等因素進行爭戰,不過受到馬雅沒有馱運的馬匹和完善的道路系統影響,行軍範圍受到嚴重限制。

文章描述公元800年馬雅文明殞落的導火線:提卡爾(Tikal)和克拉克姆爾(Calakmul)的兩強爭霸。不過馬雅的滅亡非單一因素在一時之間的加速破壞,而是許多綜合性因素長期累積所造成的後果。在此先補充四個重要影響馬雅文明走向的遠因:

第一、糧食:

馬雅人以玉米為主要糧食,豆類次之。無論是貴族階層還是平民,70%的飲食來源都是玉米。在馬雅遺址出土的動物骨頭很少,多半是火雞、番鴨等體積較小的家禽類動物。

以往的觀念都認為馬雅實施刀耕火種;但事實上,馬雅擁有許多提高作物生產量的農業規劃。例如修築梯田、興建灌溉系統、挖河排澇以及修築台田。台田的溝渠內可以養殖魚類和烏龜,溝渠的腐土可以挖出傾倒在台田上作為肥料。

貴族和士兵不事糧食生產,主要的生產者是農夫。農夫佔馬雅社會的七成以上,但一個農夫的生產量最多只能養活兩家人口,足以見得馬雅的多項農業限制左右了馬雅農夫的生產力。

尤卡坦半島十分潮濕,玉米最多只能儲藏一年左右。如果遇上了大型乾旱,嚴重的飢荒立刻隨之而來。

第二、乾旱:

佛羅里達大學的研究人員在採集馬雅湖泊底部的沉積物柱狀樣本研究,發現在公元760年左右,發生了一次近七千年來最嚴重的乾旱,在公元800年到達高峰。許多城市遭到致命的打擊,除了一些有穴井、井水和湖泊的城邦得以倖免。

第三、土壤侵蝕:

在湖泊底層抽取出的湖蕊樣本,發現林木的花粉急遽減少,代表馬雅在末期森林砍伐嚴重,另外黏土沉積物和礦物質也一起增多。森林砍伐、農業過度開發、高溫多雨都會加速土壤侵蝕的速率。在土壤侵蝕下,可用的農地逐漸減少;但人口卻呈指數成長,需要生產糧食的土地需求激增。在資源減少,需求激增的惡劣情況下,暴力衝突的場面愈來愈多,最後甚至演變成各城邦之間的戰爭。

第四、貴族階層的奢侈浪費:

國王和貴族階層即使到了整個制度即將崩壞的境界,依然視若無睹,不斷發動戰爭,豎立石碑,貴族階層持續累積自己的財富,過著奢華糜爛的生活。農民負責提供糧食(玉米和鹿肉,鹿肉是奢侈品,只有貴族才能享用)給國王和國王的臣子;而國王負責保佑風調雨順,豐年稔歲。在大乾旱時,當國王的權威受到質疑,農民不再信任自己的國王時,王位就岌岌可危,政權也隨之動盪不安。

接著談到文章的主軸:戰爭。

文章首先以坎關的被襲擊作為文章的開端,同時也是古典馬雅文明崩壞的開頭。在過去,戰爭是一種帶有榮譽性質的儀式性競爭;但從此刻起,由侵略者沒從這些貴族俘虜的手中搶奪任何的飾品看來,這已非單純的戰爭,而是失去理智的兇殘殺戮。國王死時頭帶禮冠,脖子上還有一條象徵坎關城主的珍珠母項鍊。散落一地的玉塊、皇室的日常用品、陶器都完好無缺。

貴族階層實行的一夫多妻制,讓貴族階層勢力不斷擴充。農民對貴族和國王的糧食負擔暴增,而國王對貴族履行的奢侈品需求也暴增。在雙方壓力不停向國王進逼時,國王若是無法滿足於其中一方,統治權力很快就搖搖欲墜。而這恐怖平衡,在公元800年的大乾旱中正式宣告瓦解。貴族推翻國王、平民戮殺貴族,整個馬雅社會陷入了極端的恐懼之中。在社會動盪的情況下,嬰兒出生率的下降和死亡率的急速上升,更讓馬雅文明的殞落增添新柴火,一發不可收拾。

統治階層的不穩固,加上在以前就存在的城邦競爭心態──每個城邦的國王都致力於超越鄰國的對手,無論是在興建更大規模的神廟、王宮,舉辦更大規模的祭典,都需要更多的勞役人口。戰爭就成為了增加勞役人口的主要來源。

古典馬雅前期,兩個超級陣營:提卡爾、特奧蒂瓦坎(Teotihuacán)和克拉克姆爾為中心的佩滕聯盟,展開了為期130年的競爭,這競爭推動了馬雅的黃金時期,卻也帶領馬雅走向覆亡之路。

公元630年,克拉克姆爾逐漸控制帕欣河流域的貿易路線。提卡爾為了奪回這條貿易路線的主導權,於是在帕欣河設立了一座軍事前哨站:道斯皮拉斯(Dos Pilas)。這座前哨站不從事商業貿易,也不生產作物,所有的後勤補給都來自附近的農村。這座純軍事考量的基地為了要保持後勤補給的穩定,必須積極地向外掠奪來供應軍隊所需。公元635年,提卡爾的巴拉‧詹‧卡威爾成為道斯皮拉斯的統治者。在公元658年克拉克姆爾攻陷這裡後,巴拉‧詹‧卡威爾逃亡了兩年,再度回到道斯皮拉斯時,他已經變節,成為克拉克姆爾的一份子。在之後的二十年,巴拉‧詹‧卡威爾協助克拉克姆爾鞏固對帕欣河谷的控制。後來,克拉克姆爾本部下了一道命令:要求巴拉‧詹‧卡威爾率軍攻打自己在提卡爾的兄弟。

公元679年,巴拉‧詹‧卡威爾正式向提卡爾發攻擊。他的兄弟死在這場戰役中,提卡爾城頭骨堆積如山,血流成河。這次勝利將克拉克姆爾推向頂點,也讓道斯皮拉斯成為佩滕西南部佩特什巴通地區的領主。

然而,劫後餘生的提卡爾經過重建,不到二十年就攻打並擊敗了克拉克姆爾。這次失敗之後,克拉克姆爾元氣大傷,再也沒辦法回復到過去的巔峰。而提卡爾就算擊敗了宿敵,它的實力也不足以稱霸整個尤卡坦半島。道斯皮拉斯在克拉克姆爾戰敗後仍然使用它的名義,透過結盟、戰爭等方式持續對付提卡爾。

但在公元761年,原來的盟友和附庸國背叛了道斯皮拉斯,進攻並放逐了統治者,從此以後道斯皮拉斯再也沒有人定居。隨著道斯皮拉斯的滅亡,馬雅世界跨入了一道難以平復的分水嶺,秩序無法重建,戰爭又讓秩序失序。人民不再為國王服務,豎立石碑或建造宮殿,而是把宮殿的石材拆除下來,當作保衛家園的防禦工事。破敗的城市沒有再重建、恢復,而是選擇沉寂在歷史之中,馬雅人的意志也跟著灰飛湮滅,在這塊舞台上黯淡消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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花了兩個小時的時間趕出來的,作品集有著落啦,耶嘿。



壹、前言

明朝萬曆十五年,西元1587年,史書上並無重大事故記載,看似四海平靖;然而,這一年卻也悄悄發生了幾件表面上無足輕重的「小事」。該年萬曆皇帝即位滿十五年,前任首相張居正才剛過世,「張派」勢力已在這年遭到清算、煙消雲散,並由皇帝取得實際權力。但大臣隨即發現,萬曆皇帝對政事心灰意冷,君臣之間隔謨日深;同年,富有清廉盛名、言行古怪的御史海瑞謝世;歲末,大將戚繼光則在革職數年後貧病交迫中謝世。此後三十年,努爾哈赤崛起於東北,明帝國內政江河日下;越數年,明朝覆亡。

過去歷史看來,這些「小事」不過是屬於宮廷內鬥的一小部分,談不上舉足輕重的歷史影響地位;本書作者用宏觀、超越傳統史學道德判斷的眼光,深刻分析萬曆十五年中,一連串的「小事」是如何暴露出廣大帝國的體制僵化現象,進而影響歷史日後的走向。本書雖屬於一朝單代史,但黃仁宇先生以其新穎的寫作手法、歷史發展結構,不以當代人物的愚賢得失作評論,而將人物放進當代政治、經濟、文化、價值觀的環境中,來闡述中國官僚體系衰敗腐化的末路。書中創新多元化的角度,值得讀者一再深思。

貳、作者及其相關作品

本書作者黃仁宇先生,民國七年誕生於湖南長沙。成都中央軍校畢業,抗戰期間,曾擔任國軍下級軍官十年;曾任陸軍第十四師排長及連長。民國卅二年隨軍進入印度,任第一軍上尉參謀。民國卅三年五月在緬甸密支那作戰負傷,獲頒陸海空軍第一等獎章。抗戰勝利,任第三軍及東北保安司令長官司令部少校參謀。民國卅十五年參加全國考試及格,獲選送美國陸軍參謀大學進修;畢業返國後,曾任國防部參謀。民國卅九年年以中國駐日代表團少校團員的身份退伍後赴美國密西根大學攻讀歷史,民國五十三年獲博士學位。曾先後在南伊利諾大學和紐約州立大學任教,又曾任哥倫比亞大學副教授及哈佛大學東亞研究所研究員。

民國七十四年,本書在台灣出版,在青年朋友及社會大眾之間,引起極大的迴響,時至今日,本書仍以暢銷書的姿態佇立在熱門書排行榜上。然而史學界對本書的反應卻頗為冷淡,甚至有些排斥,有學者在學術研討會中公開指黃氏是「歷史學界的『瓊瑤』」;亦有人指「萬曆十五年」不是學術著作,是小說而非歷史。相較於出版後的風光,本書英文版在尋求出版的過程中,卻也曾遭受過不少的挫折。本書原稿完成於民國六十五年夏天,由於內容兼具學術性和可讀性,此一特性反在商業性和學術性這兩方的出版界都碰了壁;商業出版公司認為,黃氏的歷史書寫涉及了明朝財政,又提到中國思想,應屬學術著作,而學術界則認為,這書既不像斷代史,也不像專題論文,缺乏分析和解剖,不倫不類,也不願承印。直至民國六十八年耶魯大學接受了本書,於民國七十年出版本書英文本。英文版問世後,曾獲1981和1982年美國書卷獎的提名。

本書英文版(1587, A year of no significance)出版後,被美國許多大學採用為教科書,另有法文、德文、日文等版本。使黃氏蜚聲國際,廣獲一般讀者好評。中文版在台灣由食貨出版社發行,迄今已多達卅餘版,是黃氏著作中最暢銷的一本。

作者除本書外,其他多部作品都成為市場上的暢銷書,如「赫遜河畔談中國歷史」、「放寬歷史的視野」、「中國的大歷史」、「地北天南敘古今」、「資本主義與二十一世紀」、「從大歷史的角度讀蔣介石日記」、「近代中國的出路」、「關係千萬重」等書,都成為暢銷書,獲得全球各地中國人的熱烈回應,成為學界異數,影響極為深遠。黃氏蒐集資料之勤,專精研究之深廣,著作成品之旺盛,近期史家相信無出其右者。有許多年輕學者公開表示受到他的啟發。然而,他在學術界內卻備嚐艱辛,受到許多來自學術界的譏評。他在自傳中曾表示:「我在校園內也面臨個人的困窘。我得不到同事的幫助或支持,卻也無法說服他們,我的歷史觀有利於整個史學研究。我在美國大學教師教學績效評量不但跌到可笑的水準,而且五年來一直都沒有出版書,說來諷刺但『萬曆十五年』的書稿被耶魯大學接納時,已經是我收到紐約州立大學紐普茲分校遣散通知的六個月後,出書時我更已離開紐普茲了。」

參、文章結構

本書文分七章,中文版含附錄共三百五十七頁。另有明代文物建築彩色插圖十四頁。

書名雖為「萬曆十五年」,但書中內文涉及範圍卻又不只此年之事。七章各描述一人物,標題分別是「萬曆皇帝」、「首輔申時行」、「世間已無居正」、「活著的祖宗」、「海瑞:古怪的模範官僚」、「戚繼光:孤獨的將領」、「李贄:自相衝突的哲學家」。內容看似描述七人之生平簡略;實際上是以七人身處的時空背景,剖開當時的政治、宗法、社會、財政、軍事和文化思想進行論述。

作者以人物與相關事件為經緯,交織錯綜整個明朝制度衍生出的官僚系統、經濟組織、司法體系、軍事制度以及行政體制問題,並將論點核心置於影響這些問題最為深遠的的「禮儀與道德」兩者,一併討論明代興衰的關鍵點所在。

肆、大歷史(macro-history)觀點

作者在本書自敘與另一著作「中國大歷史」中,一再強調大歷史觀點對歷史思考的重要性。所謂的大歷史,就是書中自敘所提及的「不斤斤計較歷史人物短時片面的賢愚得失,也不是只抓住一言一事,借題發揮。而應竭力將當日社會輪廓盡量勾畫,庶幾不致因材料參差,造成對歷史人物的偏激評價。」簡化語意之後,就是將歷史背景往後推,與未來的歷史發展做互相印證。作者不拘泥、不侷限於一個時間點,而注重在「過程」、「發展」與「演變」。觀察「萬曆十五年」一書,不難發現作者雖然立題於一個時間點;但文中內容可推至過去與未來數十年間的演變。此一觀點,與當代歷史書籍多以歷史事件作為核心,頗有差異。但如作者所言:「若想要高瞻遠矚,首先必須先將歷史背景推後三四百年。」把握歷史脈絡,盡而推演整個歷史的走向,這才是新時代身為一個歷史人,所必須具備的宏觀眼光。

伍、細膩的觀察角度

從張居正生前與反對文官的明爭暗鬥,到死後遭到清算被人批評奢華無度、無人臣尊君之忠,但反對文官中居然還可以衍生出另一類的「爭權奪利」,即以「正直」作為政治籌碼的文臣。從申時行被時下批評「蘊藉不立崖異」、「首尾兩端」,作者以當時申時行對各派系文官的調和,來解釋這些批評。從張居正去世之後,立皇儲事件使得官僚體系與皇帝權力的衝突浮上檯面,作者以道德禮儀、宗教性質的約束力、文官對皇帝能力的希冀來解釋此一現象。明朝對邊疆部落的態度、互市貿易的利益、東廠錦衣衛與文官間的衝突到武官在軍事裁決上的無力,這些上述現象造就出戚繼光在應付倭寇上的化簡策略、余大猷整頓軍備的阻力而遭致失敗、譚綸與戚繼光的合作、張居正死後戚繼光被政敵攻擊等事蹟。又從軍備補給延伸出帝國供給線的錯綜盤雜、各地財政的獨立造成供給的分配不均、毫無組織性可言的軍事體制、軍戶制度導致的編制問題等因素。從這些不難看出,明末實已到了病入膏盲的境界。頭痛不醫頭、腳痛不醫腳,只想利用道德禮儀與龐大的官僚體系來鞏固風雨飄搖的帝國運勢。這樣的國家宣稱自己國力鼎盛,那只是自欺欺人的說法。作者拿當朝發生的歷史事件,運用細膩的觀察角度,來描述這個已經危在旦夕的帝國命運體,充分展現中國歷史的特色,以及其長期的合理性。

陸、衝突與矛盾

史書上所記載的皇帝,多半都擁有相當奢華的物質享受。但在「萬曆十五年」中,皇帝是沒有自主意識的,皇帝只是一個文官集團的期望象徵、一個利於帝國行政作業的工具、一個帶有神秘性的全國精神中心。皇帝無法遜位,時時刻刻都得遭受文官巨大的期許壓力,任何決定都不能違背祖宗訓法、道德禮儀和傳統價值觀的規範。皇帝之所學,全部不脫文官的要求範圍之內;皇帝出宮祭祖、閱兵,文官以各種荒唐無理的理由反對。皇帝只能以二十五年不上朝的消極手段,來抵制文官的龐大力量。史書上給萬曆的評語,不外乎是「懶惰」、「昏庸無道」、「貪財」;但深入研究發現,萬曆的悲劇,是整個中國文化背景下的禁錮,是一個人無力改變環境現狀的結果。

文官是沒有自主意識的,在四書五經的耳濡目染之下,文官只能有一種傳統的性格,以期許為全社會共同的模範、清廉愛民的地方官、為國家可曉以大義甚至於拋頭顱灑熱血亦在所不辭的忠臣。

農民是沒有自主意識的,農民所能依賴的並非成文或不成文法,而是抽象的道德價值觀、地方官員本身的判斷力以及行之有年,各階層都心照不宣的準則。

將才是沒有自我意識的,將才在軍事裁定權上只能仰文官之鼻息。文官要保持帝國的穩定性,標榜穩健和平,任何軍事上的行動,都會被視為徒耗損國家實力的匹夫之勇。

國家是外強中乾的,號稱兩百萬大軍,卻被一股五十至七十人的海寇小隊輕鬆登入沿海,深入腹地如入無人之境,各地軍隊一點抵抗的力量都沒有。明朝,彷彿就踮腳尖在許許多多的矛盾與衝突搭建的地基之上,搖搖晃晃地維繫著命脈。

柒、結語

明代的衰亡,並非一時一地眾人的過錯,歷史上的關鍵點,只不過是點燃火花的一撮引信。陳舊的信條沒有經過時間的催化而昇華,沒有經過眾人的反省而進步,如同一間老舊的木屋沒有重新裝潢,只能眼睜睜看著蠹蟲蛀蝕,支柱崩塌,昔日風華全都付之一炬。但明代與他朝的特異之處,在於與外在環境的巨大變遷時間點相契合。也因此,明朝的腐敗,最容易受到放大鏡式的指責和批評。

皇帝在形同監獄的宮殿內,一舉一動皆被全天下看管著。萬曆縱使沒有唐太宗的雄才大略;可也沒有夏桀商紂的暴虐無道。也許在張居正一案完結後、常洵出生前的那段時間,萬曆一度有勵精圖治之意:他能夠不辭辛勞參與各項典禮儀式,能夠對於首輔申時行的各項建議全力以赴;但在立皇儲之爭中,兩股水火不容的意念引信被點燃了,而皇帝無法改變這項鬥爭的結果,只能無力地展開報復行動。1588年後,萬曆就再也沒踏出過紫禁城一步,這可以視為萬曆無言的抗議,同樣也可以看作萬曆在精神上,被禮教活埋的殘忍。年未二十即批准陵寢的預築,正透露了這項訊息。

一個再強盛的帝國總有傾頹之時,身為旁觀者的我們所痛心疾首的是,一再重複看著高牆倒塌、燒殺搶掠、妻離子散、活人相食的人間慘劇;雖然這是亙古不變的道理,自然界的循環法則。

「人類在歷史中所學到的,就是人類在歷史中什麼也沒學到。」這話或許有些誇大其詞,但若細細品味箇中道理,還真有幾分實在。我們期許的鑑古知今,可能是太過崇高的理論;如果能在歷史教訓中領悟,印證現實生活中所面對到的困境,不斷思考解決問題的答案,那麼前車之鑑所堆砌而成的象牙塔,也有能在人間世界上發光發熱的一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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