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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前言：

　　從北魏道武帝拓跋珪（西元371－409年）建立北魏政權以降，北方的柔然諸部一直是北魏政權的心腹大患。為了防範柔然勢力的入侵，北魏政權發展出了一套獨立於州、郡、縣三級行政體制的軍事地方單位。鎮與州地位相等，故史臣與詔書常州鎮並舉（註一）。在北魏初期軍鎮的設置對於首都平城的防衛起了一定程度的功用；但在北魏孝文帝遷都洛陽後，北方軍鎮的影響力隨著漢化政策的推行而逐漸降低，漸不受到北魏政府重視，最後竟釀成導致北魏從此衰落的六鎮之亂。本文希望以概括性的角度探討軍鎮的源起、發展及為何造成北魏急速衰敗的一些關鍵性因素。

註一：嚴耕望，《中國地方行政制度史（乙部）：魏晉南北朝地方行政制度》，頁774

二、軍鎮制度實行的前因：

　　北魏道武帝天興五年（西元402年），在北魏政權以北活動的社崘將柔然諸部統合成一個具有編成軍隊的政權，並自稱為丘豆伐可汗。自此後柔然就一直是北魏政權在統一北方過程中的最大阻力。道武帝時期對後秦大舉用兵時，柔然即趁虛而入，對北魏邊疆展開侵略，道武帝迫不得已只好放棄戰果而班師回朝（註二）。道武帝雖屢次征討柔然，仍無法有效阻止柔然的進犯，只能被動的採取築長城等的防衛性措施（註三）。

　　明元帝永興元年（西元409年），柔然趁道武帝去世和北魏內亂之時再度大舉入侵，隔年正月長孫嵩率軍北伐，反被柔然部隊追擊並圍於牛川（註四），直至明元帝親率大軍接應方才解圍。太武帝即位初期，柔然又趁明元帝新死國喪之際，率軍進入雲中，攻陷盛樂宮。在北魏初期，北魏對於柔然的侵略主要是採取被動防禦。崔浩曾對太武帝云：

　　且蠕蠕往數入國，民吏震驚。今夏不乘虛掩進，破滅其國，至秋復來，不得安臥。自太宗之世，迄於今日，無歲不警，豈不汲汲乎哉！

　　由此句話可見，柔然對北魏政權建立初期所帶來的巨大威脅。然而在太武帝擊退柔然來犯之後，北魏對柔然的戰事就轉而採取了主動進擊的模式（註五）。始光二年（西元425年）、神麚二年（西元429年）、後太平真君四年（西元443年）、十年（西元449年）四次北伐柔然。神麚二年的北伐由於柔然缺乏警戒而大勝，並迫使柔然派遣使節向北魏朝貢及商談和親（註六）。此後十年北魏就在此一穩定的背景下展開了統一北方的征伐，征赫連夏、北燕、西秦、北涼等國，進而壯大了自身實力。後太平真君十年的北伐對柔然的打擊最大，不僅「盡收其人戶畜產百餘萬」，柔然更「遂單弱，遠竄，邊疆息緊矣」（註七）。北魏在舒緩了北方的軍事壓力之後，才能夠於次年南下對劉宋進行攻擊。

　　不過，北魏對於柔然的一連串征伐並非全然得利。北伐的主要作戰地域在戈壁沙漠，在後勤補給──尤其是飲水和糧草方面困難重重。即使戰事獲得勝利，所付出的代價也十分慘烈，例如明元帝神瑞元年（西元414年）：

　　大檀率眾南徙犯塞，太宗親討之，大檀懼而遁走。遣山陽侯奚斤等追之，遇寒雪，士眾凍死墮指者十二三。（註八）

　　又如太延四年（西元438年）：

　　四年，車駕幸五原，遂征之。……西登白阜，刻石記行，不見蠕蠕而還。時漠北大旱，無水草，軍馬多死。（註九）

　　再者，漠北地區地域廣闊、人口稀疏，柔然有足夠的空間能夠和北魏的北伐主力進行戰線拉長的遊擊戰。源賀的上表充分說明柔然部隊在機動性上的難纏：

　　蠕蠕不羈，自古而爾。遊魂鳥集，水草為家，中國患者，皆斯類耳。歷代驅逐，莫之能制。雖北拓榆中，遠臨瀚海，而智臣勇將，力算俱竭。胡人頗遁，中國以疲。（註十）

　　對於北魏的連串征伐，柔然也非一昧防禦，時而採取經常性的襲擊北魏軍隊的糧道，並轉向北魏勢力鞭長莫及的西域力圖發展。柔然自建國後就十分重視對西域的經營，沿著匈奴控制的草原絲路向西發展，逼迫原居於漠北的高車部落向西遷徙（註十一）。有了壟斷商道中繼貿易的雄厚資本，柔然就能和北魏長期周旋，並進一步避免北魏連絡西域諸國夾擊。

　　因此，在諸多考量之下，北魏最後還是選擇對塞北採取守勢，對中原和南方採取攻勢，並沒有一口氣的持續對柔然猛攻。北魏政權自道武帝時期開始，先後三次大規模修築北方長城，長城的修築代表北魏已將戰略目標的重心從塞北轉往南方。但光靠長城單獨支撐塞北的防禦體系是不足的，於是便有軍鎮制度的產生，和長城防衛工程相輔相成，透過設立軍鎮，而使長城內的各項防禦設施有了具體明確的管轄職能和範圍。

註二： 張敏，＜論北魏長城──軍鎮防禦體系的建立＞，頁13
註三： 林恩辰，＜勳臣八姓與北魏政局研究＞，頁76
註四：《魏書》卷三＜太宗紀＞：「夏五月，長孫嵩等自大漠還，蠕蠕追圍之于牛川。」
註五：《魏書》卷一百三＜蠕蠕＞：「二年，世祖大舉征之，東西五道並進……絕漠討之，大檀部落驚駭北走。」
註六：張敏，＜論北魏長城──軍鎮防禦體系的建立＞，頁14
註七：《魏書》卷一百三＜蠕蠕＞
註八：同上出處
註九：同上出處
註十：《魏書》卷四十一＜源賀＞
註十一：張敏，＜論北魏長城──軍鎮防禦體系的建立＞，頁1

三、軍鎮制度的誕生和六鎮組成：

　　關於軍鎮制度的誕生，即六鎮設置的時間，一說自道武帝皇始年至太武帝延和年間（註十二）；一說是太武帝延和年間設置。較沒有爭議的是六鎮之名始見於文成帝太安五年（西元459年）（註十三）。在明元帝下令修築長城後十年，北魏先後自西而東設立沃野、懷朔、武川、撫冥、柔玄、懷荒鎮，孝文帝末年再增設禦夷鎮。

　　軍鎮的設置有以下幾種原因：（一）為了加強對新佔領區的軍事控管。例如資治通鑑提到：「統萬，即赫連故都，魏以為鎮，置鎮將。」（註十四）（二）安置並集中管理歸附投降的少數民族。例如太武帝將降附的高車數十萬戶安置於漠南，或是「魏世祖破蠕蠕，列置降人於漠南」（註十五）等。（三）為應付屢次南侵的柔然軍隊，而設置軍鎮加強邊防，上以表述過故不再多提。

　　軍鎮的設置沿長城線林立，形成了一道保衛首都平城的屏障。除了防範柔然南下入侵以外，軍鎮的設置也同時強化了平城地區附近的農業生產規模。北魏立國之初，為了解決湧入首都平城的大量移民的糧食問題，遂在塞外大興屯田：

　　太祖定中原，接喪亂之弊，兵革並起，民廢農業。方事雖殷，然經略之先，以食為本，使東平公儀墾辟河北，自五原至於棝陽塞外為屯田。（註十六）

　　不過，軍鎮的設置或多或少也反映出北魏初期「部落兵制」的特質。北魏初年，軍鎮體制是北魏地方政權的主要結構形式。在中原的各個重要的戰略地區也都設置軍鎮，派遣將官鎮守，並駐有重兵。無論是軍事組織亦或兵將來源，軍鎮單位一定程度的保留了拓拔鮮卑的舊習，以及半遊牧半農耕的生活方式（註十七）。

　　六鎮鎮民的主要來源有鮮卑貴族、漢人宗族、發配邊疆的罪犯、高車和柔然等其他部落降民。漢人宗族遷入軍鎮者，多半是被北魏政權強制迫令遷徙，並非出於自願；而鮮卑貴族遷入軍鎮者，則多出於自願。軍鎮鎮民不同於國內其他編戶齊民，而是另立軍籍管理之。孝明帝正光五年（西元524年）曾下詔曰：「諸州鎮軍貫，元非卯配者，悉免為民，鎮改為州，依舊立稱。」（註十八）可見鎮民原是列入軍籍。後來改鎮為州，才免為民，編入民籍。

　　就六鎮豪強而言，由於其原來統轄的人被編入軍籍，因此同樣具有鎮民的身份。但六鎮豪強與普通鎮民卻有很大不同，其中有一部分能夠擔任軍鎮官職，具有官僚身份，又大多擁有部落組織和武裝，並具備較強的經濟實力。六鎮豪強的來源主要有三：

　　（一） 祖父輩曾任官北方軍鎮而定居六鎮。其祖父輩擔任的不是軍鎮鎮將，就是司馬、戍主、軍主等軍鎮內的中高級官職。史籍往往用「良家子」來記載其父祖定居六鎮時的出身。「良家子」的出身，使其家族成員在身份地位上高於普通鎮民。

　　（二）祖父輩被北魏政權表彰「盛簡親賢」，即通過選拔戍守六鎮的途徑而定居六鎮。主要是選拔北魏政權中鮮卑統治集團中的「高門子弟」出守六鎮。

　　（三）祖父輩被北魏征服而徙居六鎮。北魏設置六鎮的主要職能之一，就是要用軍鎮管理被征服的數十萬戶高車人。由於高車人遊牧的生活方式，加之六鎮遼闊的地理環境，如果就地解散其部落，單依靠人口處於絕對少數的軍鎮官吏，根本無法管理。因此，北魏不得不保持其部落組織，通過部落酋長對各部的部落成員進行沿襲控管。傳統鮮卑舊制在此發揮了控制高車人的功用。

　　北魏建國初期，由於柔然、吐谷渾等北方部族的邊防威脅，塞北距離首都平城極近，北方軍鎮遂有防衛京師的重要性，北魏朝廷對軍鎮鎮民入仕從軍的待遇十分優渥，並給予免除賦役的優惠。此時六鎮鮮卑人的地位相對崇高，鮮卑貴族們也樂於擔任軍鎮官職。

註十二：梁偉基，＜北魏軍鎮制度探析＞，頁54
註十三：張敏，《論北魏長城──軍鎮防禦體系的建立》，頁17
註十四：張敏，＜論北魏長城──軍鎮防禦體系的建立＞，頁1
註十五：梁偉基，＜北魏軍鎮制度探析＞，頁55
註十六：《魏書》卷一百一十＜食貨＞
註十七：姚波，＜六鎮問題與北魏的滅亡＞，頁149
註十八：《魏書》卷九＜肅宗紀＞

四、裂痕日生：

　　六鎮地區與草原部族的游移範圍相互銜接，一直戰爭不斷，尚武成為普遍風氣，其基本表現是勇敢、善於騎射和偵查。（註十九）這股風氣一直持續到東魏、北齊時期。與其背道而馳的是遷入中原的鮮卑人，在相繼定居農耕以後，使原有的遊牧民族文化發生變化，漢文化逐漸滲入其中。使得軍鎮內的鮮卑貴族和中原的鮮卑貴族產生了社會、文化地位上的差距。尤其在北魏朝廷鐵腕實施漢化政策以後，初期引以為傲的中央軍戰力變得不若以往，使得邊塞的軍鎮鎮民對於北魏政權的能力逐漸失去信心和向心力：

　　及阿那瑰背恩，縱掠竊奔，命師追之，十五萬眾度沙漠，不日而還。邊人見此援師，便自意輕中國。（註二十）

　　孝文帝在中原進行的漢化政策對邊塞軍鎮沒有太大影響，六鎮等代北地區仍逐漸鮮卑化。例如北齊高祖高歡（賀六渾），本為漢人後代，其祖父高謐是被貶到懷朔鎮的官員。由於世代作為北鎮軍人生活在懷朔鎮，高歡完全成了一個鮮卑化的漢人。所有六鎮鎮人集團，包括漢人、高車人在內，日染其俗也逐漸鮮卑化。而內遷洛陽漢化的鮮卑貴族集團則逐漸與中原門閥士族融和，成為封建體制下的士大夫。中央以門閥制度作為選官用人的標準，使得鎮兵喪失了進入仕途升遷的機會，無法再進入權力核心之中。

　　對六鎮豪強而言，通過任官和選拔途徑定居六鎮，其政治地位和經濟權益完全反映於北魏對待六鎮的政策。孝文帝遷都洛陽後戰略重心南移，六鎮在北魏戰略體系中的地位隨之急速下降。反映在鎮將的選任上則是「自定鼎伊洛，邊任益輕，唯底滯凡才，出為鎮將。」鎮將的選任不再像北魏初期一樣用心經營，致使北魏朝廷在對邊疆軍鎮的控制力上就與之降低。孝文帝遷都洛陽後，朝廷委派的鎮將在六鎮缺少可以用來鎮壓暴動的武裝力量。如孝明帝時擔任懷荒鎮鎮將的鮮卑人于景，就因饑荒時不願開倉賑恤鎮民，而被反叛的鎮民殺死：

　　鎮民固請糧廩，而景不給。鎮民不勝其忿，遂反叛。執縛景及其妻，拘守別室，皆去其衣服，令景著皮裘，妻著故絳襖。其被毀辱如此。月餘，乃殺之。（註二十一）

　　鎮將和軍鎮豪強們因為政治地位下降，對北魏朝廷日益不滿，開始廣佔軍鎮良田，奴役士卒府戶耕作，並扣留其軍餉，加緊剝削鎮民。於是，鎮將與鎮兵、鎮民間的矛盾逐步加深。兵強力壯的將士到處在邊境擄掠；被北魏分發到邊鎮的罪犯死囚，和鎮民中老弱病殘的人則淪為府戶，經常受到鎮將的奴役和羞辱。（註二十二）

　　北魏初期塞北的心腹大患柔然，在後太平真君十年（西元449年）遭受到沉重的打擊以後，逐漸將經營重心放在西域上，加上宣武帝時期柔然內部發生分裂，對北魏的邊防已不構成重大威脅，六鎮在塞北邊防的重要性自然降低。

　　以上各種不同因素的矛盾自孝文帝從平城南遷洛陽，以及實行漢化政策以後逐步擴大，最後在六鎮之亂的導火線引燃後問題一口氣爆發，造成北魏不可收拾的局面。隨著中央軍隊實力積弱不振，軍鎮軍相較之下更有戰鬥力，而形成尾大不掉之勢。隨後變成在六鎮之亂後，北魏朝廷必須倚賴更有實力的爾朱氏家族來平定亂局的惡性循環。平定六鎮之亂造就了一批新的胡族將領的崛起，如爾朱氏、侯莫陳悅、高歡、宇文泰等人，這些人在平亂過程中逐漸嶄露頭角，並成為北魏末期左右政局甚至將其顛覆之的軍事強權。

　　東道都督崔暹在討伐六鎮之亂戰敗後，廣陽王元深上書朝廷，精準的解釋了六鎮之亂發生的原因：

　　邊豎構逆，以成紛梗，其所由來，非一朝也。昔皇始以移防為重，盛簡親賢，擁麾作鎮，配以高門子弟，以死防遏，不但不廢仕宦，至乃偏得復除。當時人物，忻慕為之。及太和在歷，僕射李沖當官任事，涼州土人，悉免塚役，豐沛舊門，仍防邊戍。自非得罪當世，莫肯與之為伍。征鎮驅使，但為虞候白直，一生推遷，不過軍主。然其往世房分留居京者得上品通官，在鎮者便為清途所隔。或投彼有北，以禦魑魅，多復逃胡鄉。乃峻邊兵之格，鎮人浮遊在外，皆聽流兵捉之。於是少年不得從師，長者不得遊宦，獨為匪人，言者流涕。（註二十三）

註十九：蘇小華，＜遷都洛陽後北魏六鎮的地域社會特徵＞，頁68-69
註二十：《魏書》卷十八＜太武五王‧廣陽王深＞
註二十一：《魏書》卷三十一＜于栗磾＞
註二十二：姚波，＜六鎮問題與北魏的滅亡＞，頁149
註二十三：《魏書》卷十八＜太武五王‧廣陽王深＞

五、六鎮之亂始末：

　　自六世紀初以來，北魏政權歷經了頻繁的天災人禍，詳見下列表格：

表格來源：錢龍，＜北魏安置六鎮「饑民」失誤淺論＞，頁19

　　在這十五年的期間，發生了多達十五次的天災人禍，其中以饑荒為多數災害。軍鎮的糧食來源主要是靠著當地鎮民廣開屯墾，然而六鎮的地理分佈位置緯度偏高，降雨較少，糧食生產力無法承受接踵而至的天災。孝明帝時期河北地區湧入了大量來自北鎮的難民，「時北鎮饑民二十餘萬，詔（楊）昱為使，分散于冀、定、瀛三州就食。」（註二十四）這股饑荒風潮不僅在塞北軍鎮之間蔓延，更延燒到了更北方的柔然。

　　孝明帝正光四年（西元523年），柔然發生大饑荒，向北魏求助，不過北魏內當時作為難民收容基地的河北，在政局腐敗、國庫日益空虛的情況下也超出了賑糧的供給負荷，在自身難保的情況下，北魏政權拒絕了柔然的要求。柔然可汗阿那瓌遂趁北魏六鎮邊防空虛之際，舉兵南侵擄掠，六鎮地區損失慘重，遍地饑民。被朝廷罷黜到懷荒鎮的鎮將于景組織軍民抵抗，鎮民要求先開放糧倉解決鎮上的饑荒問題，被于景拒絕。結果憤怒的饑民殺掉于景，打開糧倉，起兵反抗北魏政權。懷荒鎮軍民的反抗引發了其他軍鎮的呼應，沃野鎮的邊民和府戶在匈奴人破六韓拔陵的帶領下，殺掉沃野鎮將，起兵造反。

　　六鎮的起事組成有邊民、府戶、政治地位降低的鮮卑貴族、配邊罪犯等，這些人早就被北魏視為足以撼動政權安定的危險份子，因此北魏在面對六鎮的反抗便立即採取了鎮壓舉動，指派臨淮王元彧率軍平亂；但元彧在五原戰敗，加上隨後尚書令李崇、東道都督崔暹的接連戰敗，顯示了北魏朝廷對軍鎮之亂絲毫無能為力。

　　眼看鎮壓無方，孝明帝趕緊在正光五年（西元524年）下詔改鎮為州，試圖撫慰軍鎮鎮民的憤怒心情。另一方面，北魏連絡柔然可汗阿那瓌、秀容爾朱氏等部落軍隊，以重賞利誘共同夾擊六鎮叛軍。在雙管齊下的手段施行後，終於在正光六年（西元525年）擊殺破六韓拔陵，投降的鎮軍分別安置在河北的冀、定、瀛三州。但此時的北魏朝廷已無力控制收編在河北的龐大鎮軍，河北諸州在歷經過六世紀初的天災後，糧食供應根本無法負荷瞬間大量湧入的投降鎮軍（註二十五）。不久後這三州便又爆發了以柔玄鎮人杜洛周為首的六鎮降戶，和鮮卑化的漢族士族聯合起事的大規模叛亂。爾朱榮在平定關隴、河北、山東亂事的過程中逐漸壯大其勢力，吸收反叛的六鎮兵民，在武泰初年爾朱榮已得車騎將軍‧儀同三司‧六州討虜大都督之地位，其實力連北魏朝廷亦無法撼動，終於導致在建義元年（西元528年）時爾朱榮挾其勢誅殺北魏諸王及百官的「河陰之變」，在洛陽成為一片廢墟的情況下，北魏政權的影響力也幾近宣告瓦解，而在之後分裂成由具有軍事實力的高歡、宇文泰把持的東、西魏政權（註二十六）。

註二十四：《魏書》卷五十八＜楊播＞
註二十五：錢龍，＜北魏安置六鎮「饑民」失誤淺論＞，頁18-19
註二十六：林恩辰，＜勳臣八姓與北魏政局研究＞，頁186-187

 六、六鎮之亂的影響：

　　六鎮之亂是北魏衰亡的關鍵，自六鎮之亂始，北魏再也無力平定六鎮軍民的接連叛變。以破六韓拔陵為首，除了六鎮鎮民以外，原北魏的地方官員也趁亂叛變，如幽州北平府主事邢杲聚眾起事，徐州刺史元法僧據州稱帝等。

　　此外，在北魏初期，六鎮軍隊是北魏倚賴的戰鬥集團。但在六鎮之亂時，北魏不得不請昔日北方敵人柔然和其餘地方部落軍隊來平定亂事。此舉透露出北魏中央軍的無能，加上部分手握重兵的將領的反叛，終使北魏軍事體制的全面崩潰，不得不依靠州郡豪族所組織的私人武力來平亂，政權出現嚴重危機（註二十七）。

　　繼爾朱榮而起的高歡、宇文泰、侯景等人都出身於六鎮。高歡、宇文泰更是憑藉六鎮武力建立了政權。六鎮權貴集團作為新的軍政力量左右大局，對歷史走向產生了深遠的影響。政權從此長期落入六鎮軍人及其後裔之手。

　　在文化方面，六鎮之亂後，六鎮鮮卑得勢，因為與原來已漢化的北魏鮮卑統治者在漢化政策上有著極大的分歧差異，對漢文化帶有強烈的民族偏見，執政後壓迫漢化鮮卑和漢人是必然的。六鎮鮮卑政權出現的鮮卑化趨勢，是對孝文帝以來漢化政策的反動。

　　鎮壓六鎮之亂使北魏財政枯竭，不得不採取預徵租調和給入粟者賜官爵等非常措施增加收入（註二十八），與南朝的攻防之勢也因國力削弱而發生逆轉。如北魏正光四年（西元523年），梁將裴邃擊敗河間王元琛，斬殺萬餘人。不過南朝的好日子並沒有太長，在侯景之亂以後未能再恢復實力，而給了北朝休生養息的機會，最後在隋滅陳之下再度統一全中國。

註二十七：段銳超、段元秀，＜北魏六鎮起義對政治格局和歷史進程的影響＞，頁43
註二十八：段銳超、段元秀，＜北魏六鎮起義對政治格局和歷史進程的影響＞，頁44

 七、結語：

　　早在五胡十六國時期，北方胡漢各族互相混戰，紛紛建立割據政權，建立軍鎮這種地方軍事單位原是有其需要背景的。北魏的軍鎮制度承襲了十六國時期的軍鎮，並將軍鎮制度及組織加以擴充與完備化。北魏軍鎮的組織成員有都大將、副將、監軍、長史、司馬、錄事參軍、功曹史、省事、戶曹戶、獄隊尉、門士、外兵使、函使、統軍、別將等（註二十九），可見軍鎮制度至北魏時期已達完備。

　　在北魏初期，為了抵禦北方大敵柔然，北魏選擇防禦性措施，將修築長城和設置軍鎮這兩項目緊密結合，在首都平城以北建構了一道沿長城線的龐大防禦體系，保有遊牧民族強悍的特性與機動性，讓北方軍鎮成為北魏初期頗具戰鬥能力的軍事集團，也能有效防禦和監控柔然在邊境的活動或入侵。

　　然而，在北魏政權朝向國家轉型，從遊牧民族過渡到農耕民族，從「備而不典」的鮮卑文化到熱衷學習中原漢文化，在轉型的過程中，原先受到北魏政權重視的塞北邊防在柔然實力大減後逐漸被忽視，軍鎮制度和中央的官僚制度開始分歧，重視程度正逐漸往漢化的官僚體制傾斜。軍鎮變成失去政治地位的鮮卑貴族、罪犯、當地漢族豪強、被征服的少數民族的群雜混集之處。當北魏還能對軍鎮有控制力時還可以相安無事；但當北魏中央的影響力衰退時，獨立於官僚體制之外的軍鎮制度就形成了尾大不掉之勢，擁有戰鬥力的軍事團體自然容易受到當權者的警戒，在彼此存有各種因素的心結情況下，兩者關係勢必惡化。當最後一個導火線──柔然的邊境掠奪引燃時，逐漸鮮卑化的北方軍鎮長期和北魏國家發展的漢化體制格格不入的矛盾自然而然就被引爆了。一個軍事體系的崩潰，軍事集團的暴動，當政權中央無法獨自處理時，就需要引進具有更強實力的其他勢力來協助搖搖欲墜的政權；只是綜觀歷史上的諸多例子，此舉無非是在引狼入室，但卻莫可奈何。

　　儘管孝明帝時期宣佈改鎮為州，但北魏末年，以至東西魏、北齊、北周時期，仍還有關於軍鎮的記載。不過軍鎮內純粹軍事單位的地位正在逐漸被其他的軍政單位所取代（戍、防）。在北齊時，鎮的數目就已比戍的數目要少；而北周時則是將原來的州鎮並稱，取代為州防並稱。如侯莫陳瓊「轉荊州總管，十四州八防諸軍事」（註三十）。所以從北魏末年到北齊、北周時期，軍鎮事實上仍然存在，只不過其地位已逐漸被戍、防所取代。直至唐玄宗時，軍鎮才又以另一個名詞「藩鎮」影響著唐末時局的發展到五代。在宋代，鎮才由地方軍政單位轉變為地方經濟單位，即「草市鎮」，至此鎮的軍事性質已完全喪失。

註二十九：嚴耕望，《中國地方行政制度史（乙部）：魏晉南北朝地方行政制度》，頁784-794
註三十：梁偉基，＜北魏軍鎮制度探析＞，頁58-59

八、參考資料：

（北齊）魏收，《魏書》，世界出版社，民77年

嚴耕望，《中國地方行政制度史（乙部）：魏晉南北朝地方行政制度》，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民79年

林恩辰，＜勳臣八姓與北魏政局研究＞，國立中正大學歷史研究所碩士論文，民99年8月

張敏，＜論北魏長城─軍鎮防禦體系的建立＞，《中國邊疆史地研究》13卷2期，2003年6月

姚波，＜六鎮問題與北魏的滅亡＞，《重慶科技學院院報（社會科學版）》11期，2010年1月

薛海波，＜北魏末年鎮民暴動新探——以六鎮豪強酋帥為中心＞，《文史哲》2期，2011年5月

梁偉基，＜北魏軍鎮制度探析＞，《中央民族大學學報（社會科學版）》2期，1998

蘇小華，＜遷都洛陽後北魏六鎮的地域社會特徵＞，《古代文明》2卷2期，2008年4月

赫飛，＜試論賜複胡姓與六鎮起義的關係及其意義＞，《承德民族師專學報》29卷4期，2009年11月

段銳超、段元秀，＜北魏六鎮起義對政治格局和歷史進程的影響＞，《山西大同大學學報（社會科學版）》23卷6期，2009年12月

錢龍，＜北魏安置六鎮「饑民」失誤淺論＞，《滄桑》，2007年1月